专访｜拍立得时尚摄影 Paolo Roversi：摄影是炼金术，可以凝结时间

走进巴黎时尚博物馆，回味由 Paolo Roversi 拍摄的一张张标誌性的经典面孔：山本耀司、Comme des Garçons、Galliano、Alaïa、Kate Moss、Naomi Campbell、Guinevere Van Seenus、Inès de la Fressange、Natalia Vodianova⋯⋯。这些传奇人物全都曾经走进神祕的 Studio Luce——位于巴黎第14区宁静鹅卵石街道上的低调建筑。在这我们和 Paolo Roversi 一起回顾他的年少时光，以及与《Marie Claire》的缘分。

你在展览中提到，与 Marie Claire 的首次合作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当你在1977年接到那通电话的当下简直⋯⋯

当时，《Marie Claire》的老闆是传奇人物 Claude Brouet，也是我最早合作的时尚杂誌之一。我在1973年到巴黎闯天下，几乎没什么人脉。我为《Marie Claire》拍的第一个重要系列作品，正是使用20*25拍立得相机拍摄的。你知道，就是我的大幅面格式作品。我把照片带到编辑部，他们问我印品在哪，我说这就是全部了，我没用底片。他们把这些拍立得送去版厂，然后被退回来。我告诉他们，这就像一般的彩色印刷品啊。最后，照片被印出来了，从那时候起，我的拍立得作品就被报刊杂誌接受了，《Marie Claire》则是第一个愿意这么尝试的杂誌。

你之后就从没用过底片了吗？

从那时起，我只用拍立得相机，而这也成为我的风格。那时候，摄影师通常用拍立得来先行，接着再用底片机正式拍摄。拍立得可以用来测试光线、构图和设定，杂誌通常不会收到这种格式的照片。但对我来说，当我看到我可以用它来拍到什么程度时，这就是我的最终作品，而我再也不用底片了。拍立得拍到的，就是结果。它们像是银版或天然彩色照片，是独特的印品。我用拍立得拍了30年，长时间使用大幅面格式。我一开始是拍彩色，后来逐渐改黑白，最后我两者都拍。

2008年拍立得停产了，你怎么适应这个变化？数位化摄影加速了你的拍摄方式吗？

我仍然会在数位摄影中使用长曝光。当我使用手电筒时，曝光时间必然会很长，因为它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虽然镜头完全打开，但因为在黑暗中，底片感应不到任何光。然后，只要我打开手电筒，照在拍摄主体的某一部分，那部分就会被印记下来。这是一种古老的摄影技术，非常简单，叫做，并不是我发明的，但我也许是第一个把它应用在时尚摄影上的人。我喜欢把摄影想像成。音乐是写在白纸上的，绘画也是在白色画布上勾勒的，但摄影则是拿光在黑纸上留下印记。这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工作，相机内部是黑色的，暗房也是。黑暗对摄影来说很重要，因为光要在黑暗中才能表现自己。

的确，你的摄影作品有一种幽灵般的质感⋯⋯

是的，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的艺术——过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下已成习惯。也就是说过去已然消失，但透过摄影让它成为当下的存在。这点一直令我着迷。当你看着某人的照片，会有一种看到幽灵的感觉。那就像有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或存在的缺席，这像一种幻想，我很喜欢这种暧昧模糊的感觉。

在展览中，我们看到你九岁那年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照片里你妹妹穿着舞会礼服，令人感触很深。你当下就知道以后要当摄影师，成为一辈子的职志吗？

不不，完全不是。那时我只是把它当游戏，一种神奇的把戏。事实上，我从没下过这样的，从来没对自己说：，那是一点一滴，因缘际会才发生的。我很高兴我后来走上这条路，但并非有意识做出的决定，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仅此而已。

我们现在在你工作室，这里曾见证许多时尚圈重磅人物的身影。可以和我们多聊聊这地方吗？

有一天，我想把这个工作室变成拍摄主题。事实上，我还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工作室》。我希望这些日常工具、这些经常帮助我完成工作的物件可以成为主角，成为我的摄影主题。我想像拍摄一个小女孩、小男孩或一件衣服那样地去拍摄相机、灯座、背景布或小椅凳。

你对女性非常尊重，经常和同一位对象合作多次。这些女性后来是否成为你的朋友呢？

是的，当我和一位模特儿相处甚欢时，就会形成我所谓的，发展出相互信任关係，而我很喜欢不断和这些人合作，因为工作起来更轻鬆、更深入，一切都很流畅，也让我更进一步探索影像与摄影关係的更多可能。对我来说，我会首先把模特儿看做一个，他的个性、人格和人性都深深触动着我。我想找寻他们的神祕感，我想揭开那层面纱，但不是全部，只是掀起一角。

你曾和当代最伟大的设计师合作过，包括那些前卫日本设计师，并成功地以一种历史性的角度展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合作的感觉如何？

川久保玲把日本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同时看到东方与西方影响力的体现。我一直非常敬重他，对他的衣服非常尊重，而他也总是信任我，欣赏我拍摄作品的方式。我和这些时装设计师们始终维持着美好的关係。对时尚摄影师来说，这样的关係很重要。我很幸运能和他们近距合作，一起创造出特定的女性形象、特定的氛围。你能想像吗？有时在我的工作室，你会看到 Azzedine Alaïa 亲自为女孩穿衣，或是看到 John Galliano 亲自负责造型。我常说，这就像一位钢琴师在演奏莫札特的协奏曲，而莫札特本人，就在旁边帮你翻乐谱。这是不可思议又大好的机会。

你心中的大师又是谁？是谁为你带来重大影响？

主要是法国摄影师 Nadar。事实上，我会说每位人像摄影师都是我心中的大师。Diane Arbus 就是其中之一。

你对当代摄影有什么法？新生代摄影师是否也对你产生影响？

坦白说，我比较少看当代摄影作品。有些年轻摄影师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过去的摄影大师。但我不喜欢，甚至很讨厌目前存在的大量图像污染；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影像，在毫无理由、毫无热爱、毫无快乐的情况下被拍下来，我觉得实在太过了。

回到你的青春时光，在 Ravenna 成长的经验是否影响你的作品风格？

我也不确定。我在皇帝的石棺和 Galla Placidia （罗马皇帝旁狄奥多西的妹妹）马赛克肖像旁长大，虽然不见得直接影响，但这些都无可避免地构成我的图像美学和想像力。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些条件都不断在我的作品中出现共鸣和迴响，影响了我的色彩运用与明暗对比。我喜欢讲自己小时候踢足球时，在拜占庭式的墙面上画出球门的故事，这些至今都存在我的潜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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