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后丢来了一道人生考题，于是他有了没有血缘关係的爸爸，

文／吴小帽《我的日本爸爸》、出版社／究竟出版

于是，我有了个日本爸爸

我对亲生父亲的感情说不上恨或讨厌，比较多的反而是陌生和无感。对我而言，这段关係是需要和解的，只是我还没有準备好，因为不想逼自己背着道德期望，让自己觉得要和解，所以我静待水到渠成的一天。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不常在家，但是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我永远记得母亲告诉我要和父亲离婚的时候，她来徵询我的意见，我二话不说就回答。我对父亲的印象，很多来自童年的相本，长大后回去看那些照片：在万里海滩、在儿童乐园、在大同水上乐园……才想起原来我有去过那些地方；从照片中才得知：喔～原来我爸也在。

那些曾让我母亲以泪洗面的阿姨，我记得的只有一个，后来阿姨跟我爸生了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从母姓。阿姨没有对我不好，不过若要叫，我也叫不出口就是了。

我记得在父母离婚前，父亲带我去过一间位于现在的市民大道、微风广场对面的小套房，也就是很有名的诊所楼上，当年还没有市民大道，从基隆经台北南下的火车，铁道还会经过那间小套房所在的华厦，去了才知道，那是父亲和阿姨一起住的地方。

中学后，父母已经离婚，他和阿姨顺理成章地有了另外的家，母亲对我去见父亲一事，态度一向都很大方，还会三不五时催我：所以学生时代后期，我反转了童年贫穷的命运，因为幸运的话，有些月分我可以获得两份零用钱。

出社会工作之后，很怕接到父亲的电话，因为通常是来跟我要钱的。这通电话会有一道公式：先问候我近况如何、身体好不好，要我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就準备进入重点。早期薪水较少、每个月收入和支出几乎打平的时候，他开口要个三、五千元对我来说其实是种负担；薪水好一点的时候，变成给得起、但内心有些不甘：母亲从小养我到大，没开口跟我要过一分钱，而你……怎么可以？

还有一种难过是，每一次打电话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因为有目的性，所以目的说出口前的对话都是铺陈、都是暖身、都让我觉得假装。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怕看到来电者是的显示。

这个词，在我的人生里就是一个血缘所衍生的称谓。就算是欧吉桑，我也从来不觉得因为母亲再婚嫁给他，他就填补了这个空洞，过去二、三十年，他在我眼中就是我母亲的伴侣、一个我称为的叔叔。

这段时间，即便将他从病恹恹照顾到身体康复，却发现过去我经常自己去买便当的餐厅，步行距离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欧吉桑从家里到目的地的过程要停下来休息很多次。

有一次，我们去一间牛排馆，搭公车只有一站的距离，但他途中停下来四次，若坐公车，牛排馆在对面，又刚好在两个红绿灯路口的中间，所以我们必须走一个字型到对面，真的是让我进退两难。

有个週末傍晚，我福至心灵拿起翻译软体问他：他说。于是我们就一起骑着车，他从后方抱着我，我边骑、一路上边跟他介绍：这间是涮涮锅、这间咖啡，日本也有、这间是卖日式汉堡排……想带着母亲到处走、到处玩、到处吃的心愿，如今移植到欧吉桑身上来了。不敢相信！日本爸爸就这样真的闯进了我的生活。

前篇提到帮他办手机门号，其实也是希望他可以，也应该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因为语言隔阂，过得像个旅客，希望他有落地生根的感受。

于是，我有了个日本爸爸。

最后一次旅行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母亲在日本居住的二十多年间，我最常去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而这一生，我仅有带着她和欧吉桑从台湾出发到海外旅游的经验，之后伴随而来的，都是生命给予我的迎头痛击：第一次去澳门，住顶级的酒店、欣赏太阳剧团表演……旅行结束后的半年后，她被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另一次是我陪她和欧吉桑一起回东京，那趟旅程从松山机场起飞后就惊险万分，最后虽然平安返抵国门，她却在三个多月后去当了天使。如果能够早点知道那是我们母子的最后一次出游，我对她的耐性会多一点、说话的口气会好一些，就像我如果能知道那年平安夜的急诊住院，已经是她生命的倒数计时，那一个月我会放下所有工作和私人生活，把时间全都留给她。

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

二○一六年十月，我计画一个人到大阪玩，母亲也差不多在那时间要和欧吉桑回东京办事情，原本我打算先去大阪几天，再搭新干线去东京和他们会合，但讨论之后觉得行程太赶、太麻烦，最后我放弃大阪，和两老一起从台北出发。我很庆幸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根本不敢想像，少了我，他们该怎么办？

母亲那时已经不太能够走路，双腿水肿无力，每走一小段路就会喘个不停。我们向地勤人员请求协助，办完check in与托运行李后，有专人带领我们一路通关，畅行无阻到飞机顺利起飞。

刚开始，母亲还跟我有说有笑，但随着飞行高度不断攀升，她开始变得不太对劲，原本出游的兴奋感渐渐被焦虑的神色取代，她呼吸变得急促，告诉我：

那一刻我慌了，欧吉桑也很着急，连忙按了服务铃请空服员帮忙，空姐大概也没遇过这样的情况，机上虽然有急救设备，拿来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赶紧再找来其他同事协助，一群人手忙脚乱……而我们才刚起飞不久，距离日本的飞行时间还要两个小时。

最后，空姐为母亲戴上呼吸器，打开氧气瓶顺利供氧，总算缓解她的不适。那个时期，母亲还有一个问题：频尿。严格来说应该是排尿不顺，很容易有尿意，辛苦走到厕所后却不容易解尿，反而经常在从马桶起身时，因为腹部用力，压迫到膀胱时，尿液外流而弄湿裤子。她在飞机上戴着氧气面罩，但不时想起身上厕所，明明已经举步维艰，我告诉她既然已经穿了纸尿裤，就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先尿在纸尿裤里就好，但她是个非常爱乾净的人，坚持要去上洗手间，所以在那趟飞行过程中，我就陪着她起身、上厕所、失败、回座、再起身、再艰辛地走去厕所……反覆来回好几趟。

她好折腾，我好心疼。

两小时过去，我们总算平安抵达羽田机场，虽然全程提心吊胆、紧张到我的衣服早已湿透，但当脚踏出登机门、踩在空桥地板上的那一刻，我终于鬆了一口气。同时也担心，一週后的回程会不会要再经历一次？光想就头痛。

取行李、出关，搭车来到饭店，一路上我还是神经紧绷，下车后，我先跟饭店借轮椅。这两位老人为了省钱，选了家便宜的饭店，门口没有无障碍设施，反而有三段小阶梯，不高就是了。我问母亲：她说可以，但是当她试图从轮椅起身时，忽然一个腿软，我赶紧从腋下接住她，最后还是让她坐回轮椅，我和欧吉桑将她扛进 Lobby（那时候，欧吉桑还很健壮）。

我直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母亲的状况这么差？如果是肿瘤压迫到肺部、喘个不停，这我可以理解；但是双腿无力、神智恍惚，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甲状腺亢进造成的？但是她明明有在吃药啊！

一进房间，我将她先安顿好，马上想找药给她吃、帮她把气管扩张剂拿出来，结果她又来了！上一秒躺下，下一秒钟又想上厕所。我扶着她走到浴室门口，这该死的设计，浴室竟然是架高的，而且高度还不低。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荒谬、折磨、能摧毁我意志的考验，都在这天下午发生了。万万没想到，最惊悚的还在后头，当我打开母亲的药盒，翻遍行李箱里所有的药袋，却看不到她的甲亢药。

我问：

母亲气若游丝地说：

我气急败坏地说：我傻了，无言以对，她该不会每天吃的甲亢药，就是我买给她补充体力的维他命？

我真的傻眼。

一种懊恼、惊吓、生气、不知所措的複杂情绪涌上心头，气母亲怎么会连自己吃什么药都不知道、收行李的时候欧吉桑没有帮忙检查吗？更气自己怎么如此疏忽、不尽责，没有想过母亲有可能会带错药、吃错药。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因为当下我非常恐惧跟担心：她的身子每下愈况，该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正确服药了？

我力持镇定。一边深呼吸，一边跟自己说要冷静，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是我一贯的做事方式。眼前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我们一家三口平常的沟通方式，都是母亲居中翻译，此时此刻翻译机秀逗了，谁来帮帮我们？

我疯狂打电话。找懂日文的同事帮忙翻译，请她把母亲的状况告诉欧吉桑，要他赶快找医院；同时也在FB发出求救讯号：有没有正在日本念书的台湾友人，愿意过来帮忙？也打电话回家，告诉家人关于母亲的情形，请他们上楼翻一下她在家里的药袋，看看还有哪些药品？并且到处问人，有没有人刚好明天要来东京，能充当人肉快递，帮我把母亲需要的药带过来？再不行，我买张机票请人专程帮我送药来！

所谓的照顾

母亲从平安夜送急诊、住进加护病房到离开这个世界，短短三十八天。从确诊肺腺癌到过世的六年间，她历经手术、化疗、转移、再手术、再化疗……一路上都很配合跟勇敢，但我和她一直有个共识，若真的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必须放手让她走，不要让她承受无谓的痛苦。

多年后回想，母亲生命最后的那一个多月，情况真的很差，呼吸器几乎拿不下来，全脸式的氧气面罩在她脸上勒出痕迹，没有力气吃喝，令我非常心疼。临别那一天，我才刚从医院回到家，又被看护的电话call回去，说医师跟护理师正在抢救，希望帮我们争取更多时间，让家人能够及时赶到。

欧吉桑和母亲的姊姊（犹如我第二母亲的阿姨）、哥哥、姊姊和姪甥们陆续赶到，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闺密也来见母亲最后一面，她们都和母亲很熟。在那当下，我的心非常混乱、害怕，但我记得大家围在床边，都是请母亲安心地离开；我握着母亲的手，头靠在她的脸庞，彷彿回到小时候跟她撒娇的光景。

我依稀听到嫂嫂还是姊姊跟母亲说：欧吉桑听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只是不断拿着手帕拭泪，那是我从十几岁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在哭。最后，我在母亲的耳边跟她说：接着，仪器上的心律，就像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慢慢变成一条线……

自那一刻起，我没有母亲了。

母亲在世时，看过我工作平步青云，成就最值得她骄傲的阶段，有时候我会庆幸她离开的时间点刚刚好，因为在那之后的几年，媒体生态转变更为剧烈，而我也历经北漂、失意返台、返台失业、失业后重新再站起来的人生震荡，这些起伏，就不需要让她看见而徒增担心了。

我一直很想去看看大陆市场，但前二十年的记者生涯，採访工作做得顺风顺水，加上母亲在跟病魔抗战，就算有欧吉桑陪伴，我还是不可能抛下她去远方；她生病的这六年，我最自豪的是她每一次从基隆到台大回诊、打针化疗，我没有一次缺席，领到了全勤奖—虽然这张奖状，未能帮我留住母亲。

她离开之后，我没有家累、没有牵绊了，所以想去对岸闯一闯。

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能自理的孩子，小至染髮、穿耳洞、大到联考只选传播系以及买房子，都是做了决定之后才告诉母亲，而她也总是支持着我。

所以当以前的老闆、葛福鸿（葛姊）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工作，我听到合作对象是当红的艺人，又争取到不错的薪资福利，没有犹豫多久就义无反顾地去了（至于北漂的故事，又有许多说不完的篇章）。

那么，欧吉桑呢？说好的照顾呢？

母亲在世时，我每两个礼拜会回基隆一趟；母亲离开后，我一年回基隆两趟。我的家庭背景是这样：父母离异后，我跟着母亲生活；后来她去日本工作赚钱，也因此遇到欧吉桑。我的成长过程几乎是阿姨、姨丈一家在照顾我，感情的亲密程度，是我从来不会叫哥哥、姊姊为表哥、表姊。

阿姨视我如己出，兄姊们就像我的亲手足，所以后来母亲有能力买房子，我们两家就买在同一幢楼的楼上楼下，互为照应、互相照顾。

当时的我认为，因为跟欧吉桑的语言不通，回家得面对鸡同鸭讲的境况，为了避免尴尬，决定减少回基隆的次数。所以去北京打拚，对他来说应该没差吧？每个月我还是会準时把生活费转帐到他的户头，让他一个人在台湾仍能吃、住无虞，这就是当下我认为的照顾了。

风云变色的单身生活

记忆中，在我小时候，家是很的。房子是租的，善良的奶奶被倒会欠了很多钱，父亲常常不在家，为了生活，母亲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在朋友介绍下赴日本工作；我小学毕业前，她就和我父亲离婚了，之后的二十多年她长住日本，每年回来一、两次，或是我在寒暑假时飞过去探亲。

母亲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可以喝酒和唱卡拉OK的店，其实我没有真正问过她工作内容，但大概像《华灯初上》里的Rose妈妈、Sue妈妈那样吧？（还是其实是百合？总不可能是阿季吧，喂～）

母亲个头娇小如白冰冰，牡羊座的她个性刚烈，年轻时的一双大眼很像金马影后惠英红，豪迈的歌声宛如ØZI的妈妈叶瑷菱。

她外型漂亮有女人味，豪爽的个性又不输男人，所以异性缘一直很好。在我中学阶段，同时有三、四个不同的在追求她，但高中毕业之前，就被淘汰到只剩一位，不知道他用什么打动了母亲，还是母亲什么特质吸引他，总之他们从此只为彼此转身，他就是现在成为我继父的欧吉桑。

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多数时间我和欧吉桑没有什么互动，但我很清楚并感激，在成长的路上他给予我的资助与供养：每一回去日本玩或出差，都是他和母亲开车来机场接送；我去日本就像回家，白天工作、逛街，回到家里他会準备生鱼片、河豚火锅、和牛寿喜烧……冰箱打开，永远有最大颗的苹果和水蜜桃。

退休后，他和母亲一起搬回台湾生活。当时他看起来还很健朗，完全看不出已快七十岁，母亲差不多六十岁，我心想她大半辈子都在海外生活，晚年心情应该是想落叶归根，而且回来还有儿子可以依靠。我清楚记得当时她说：我说。

但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和欧吉桑没有血缘关係，所以母亲走之后那几年，虽然我很难过、痛苦，同时又有一种如释重负、这辈子再也不需要为别人生老病死牵挂的轻鬆，也因此才能毅然决然地去北京工作。

欧吉桑有糖尿病，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被诊断出此病症，是因为连续喝了几天的汽水、果汁，血糖值高到爆表测不到，就像母亲平安夜入院一样，从基隆赶到台北急诊。我在急诊室看到他时大为吃惊，因为他整个人面黄枯瘦、小了一号，颓靡的模样很像快熄灭的蜡烛。经历那一次危机，他戒掉菸酒，饮食变得清淡，持续回诊看医生。

他定时吃药，每三个月回诊，幸运的是，那位新陈代谢科医师刚好会说日文，所以这些年我都自以为安心地把他丢给基隆家人照顾，让姪子开车载他去看病，我在台北、北京过我的生活，从来没有陪他去过一次医院。他确诊Covid–19时，我也是火速帮他张罗隔离期间的食物跟清冠一号，隔着基隆的家门向他说：仅此而已。

二○二二年底，他在基隆的家因低血糖昏迷，三个月内又发生第二次。得知消息的当下，我都在重要的工作与会议中，没有在第一时间面对他倒在地上的冲击画面，打一一九叫救护车的人也不是我。我是在工作空档时，打电话问家人关于他的病情进度：醒了吗？有意识吗？看护来了吗？

有空的时候就去医院看他、买一些吃的，该付的钱我付，该买什么我买，差不多就这样。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因为就算我去了医院，还是没办法跟他沟通，去干嘛呢？还有，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极度抗拒去任何医院探病，深怕被勾起很多已尘封、不想再浮现的画面。

昏倒了两次，就可能会有第三次，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

该怎么办呢？我必须想办法。

申请长照？服务人员客气地跟我说，他不是本国籍，无法免费。

送他去住养老院？不可能吧，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被欺负、虐待怎么办？

回日本，也就是他的国家申请安养院？哇！光想到他会有被丢包的感受，我就满满的罪恶感。

至于二十四小时的外籍看护，应该可行，但申请需要时间，绝对赶不及在他出院之前，还有，若他和看护两个人住在基隆，语言不通该怎么解决？

所以我决定把他接来台北自己照顾。

出院那天，问他需不需要轮椅？他说不用，但看他拿着拐杖走路的背影，八十三岁的他已经比六年前母亲离世时苍老、孱弱许多。

自那天起，我和我的日本爸爸，正式开启新同居生活。那也意味，我十多年自在的单身生活，从此风云变色。

这道人生课题

把欧吉桑接来台北住，最初真的是抱持且战且走的心情，认为就是个阶段性任务，等到他左手复原、生活可以自理了，就能让他回基隆，我也就解脱了。

台北的家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是卧房，小的是我的工作室，对于单身的人来说，空间还挺舒适。欧吉桑来到台北的第一晚，睡前我到卧房搬枕头棉被，打算去客厅睡沙发，他说：示意我可以跟他一起睡没关係。

但是我有关係啊！我已经想不起多久没有跟人睡同一张床了，怕对方传出打呼声、怕自己翻身影响别人，所以我宁可睡沙发。从他来的第一天，我每天都在跟上天祈求，保佑他的左手赶快好，可以赶快自己下厨做饭，同时间我也在办理外籍看护申请，希望等一切到位，我的任务就可以告一段落。

除了睡觉，更有关係的事情是：洗澡。出院那天，我问看护小姐：她说：天啊，我真是什么都躲不掉：换药、洗澡、睡沙发。本来还希望看护可以告诉我或之类的答案，但跟据她的形容，真的就是—欧吉桑全身脱光光、左手举高高，扶着墙避免碰到水，让她帮他洗澡。

我家的浴缸很好笑。当初买下这间房，浴缸是一个吸引我的加分项，因为够长、够深，泡脚时双脚可以完全伸直；等我住进来才发现，我家的热水器是储水式的，水放不到浴缸的五分之一，热水器里的热水就没了，要重新再储、再放，所以我住了十多年，只泡过一次澡。但也捨不得拆掉，所以每次洗澡都是在浴缸跨进跨出，挂上浴帘，简单做起乾湿分离。

要帮欧吉桑洗澡，我最担心的是他那双纤瘦的脚出入浴缸会不会很危险、容易滑倒？所以第一次我请他坐在马桶上，就连沖水也是。就算整间浴室的地板会湿掉也无妨，至少比较安全。

第一週，我们，毕竟他都在家，没流什么汗，也尽量减少伤口碰到水的机率。第二次洗澡时，我发现他比较想进浴缸沖水，而且他很贴心，担心莲蓬头的水由高处往下沖会溅到浴缸外头，所以自动蹲下来让我沖水，这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太辛苦了，于是第三次帮他洗澡的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了一张矮凳，那天他看我开门抱了张矮凳回家，直接走入浴室，露出会心的微笑。我还帮他戴上塑胶手套（对，就是吃手扒鸡那种），用橡皮筋綑起来，这样伤口沾到水的机率就更低了。

日本人喜欢温泉、泡澡，家家户户都有浴缸，过去我去日本玩，欧吉桑也曾开车载我和母亲到箱根、热海泡汤，我们早在许多大澡堂就裸裎相见过。但跟，完全是两回事。人的一生，除了为人父母帮小孩洗澡之外，帮别人洗澡的机会应该是少之又少吧？

就算他有的，我也有，但看到长辈的重点部位还是挺尴尬。尤其是头一、两次，欧吉桑坐在马桶上，我从站着用沐浴海绵刷洗他的身体，到蹲下来要帮他刷腿时，那么近距离的，感觉真的非常怪异！但我看他还挺自在的，正所谓：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幸好，当我快刷洗到重点部位时，他感受到我的停顿，就把海绵接了过去，完成最后步骤。

照顾欧吉桑，好像是母亲留给我的功课，在她离开后的六年，我被命运指派去面对这份功课，但过程里也意外回放、映照出母亲生前的片段，即便有些画面依然会令我心痛，但就是回来了。

我想起母亲生前，我们三个人最后一次回日本，当时她出入已经需要坐轮椅，但那趟旅行，我们竟还安排了两天一夜的温泉之旅。

下榻饭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有温泉，但是浴池很深，需要先踩三个石阶才能进到浴缸，以她当时的虚弱程度很容易跌倒，非常危险。

我问母亲：但她害羞不愿意，所以最终我只能妥协，扶着她坐在浴缸的边上，然后开着门、背对着我洗澡，这样我才能放心。夜里，她数度起床尿尿，我也跟着醒来，即便穿着尿布，裤子还是全湿……这些遥远的、不堪的、心痛的回忆，原以为随着母亲化为烟会跟着消逝，却在我和欧吉桑一起生活之后，冷不防地又给我一记回马枪。

在母亲离开、我放飞自己多年后，她丢来这道人生考题，不只是一纸简单的测验，还是三不五时会逼着你複习的考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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