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Talk｜重生的科幻异托邦，专访多媒体艺术家郑淑丽：

性别是被建构的，正常是被强加的，我跳过前戏，直接进入高潮，而高潮在当代被转化成数据、可蒐集的资产。──郑淑丽 Shu Lea Cheang

近期发表筹备超过十年的科幻新酷儿电影《UKI》（2023），艺术家郑淑丽今年最新动态，包括年初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举办的回顾展《KI$$ KI$$》（Kiss Kiss Kill Kill），以及在伦敦泰德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发表的剧场作品《Hagay Dreaming》。他也特别抽空在不同国家的移动与创作日程中，与我们分享其艺术生涯和对性别、科技的独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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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纽约、日本再到目前的基地巴黎，您长期游走于不同国家、文化与语言之间。不同时期的跨国生活经验，对您的创作产生哪些影响？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以（媒体、网路）作为艺术实践的语言？

郑淑丽：对我来说，旅行与工作是种游牧（nomadic）的生活方式，我在不同文化与语言中寻找能产生连结的部落／社群。台湾是我出生的地方。移居纽约，我经历动荡的1980、90年代。1990年代中期，投入网路虚拟空间的高速公路，世界向我敞开；而网路的连结，却也让我绕道回返现实世界。

早期我的录像装置作品，如《综艺洗衣机》（Color Schemes，1990，探讨美国种族主义）与《Those Fluttering Objects of Desire》（1992，反思男性凝视），皆在干预重构电子系统的运作。到了《保龄球馆》（Bowling Alley，1995），我开始将公共空间（保龄球道）、美术馆设施（明尼苏达沃克艺术中心）与网路（WWW）连接起来，正式展开网路艺术的系列实践。

2002年，《Garlic=Rich Air》（2002–2003）进入的创作脉络。2009年我开始以（viral love biohack）为核心发展《UKI》系列（2009–2023）。我的作品所涉及的技术层面，对应着当时民生或消费性科技的发展，比如工业洗衣机、投币式色情小包厢等机械装置。网路的出现带来全新的时代，现在的 AI 则开启另一个应用科技的世代。

身为网路艺术先驱，您如何看待AI、演算法等新兴科技对当今创作的影响？

郑淑丽：AI、演算法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用，但应该学习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使用、管理它，而非单纯只是终端的消费者。

对您而言，是什么？希望传递给观众什么？您如何看待的权力关係呢？

郑淑丽：创作艺术对我来说，如同活出自己的生命。我始终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边缘。我从不避讳赤裸与直白的表现，这样可以让观众无所遁逃去直面作品的冲击。而所谓的诠释，取决于观众与作品相遇当下的状态。

您早在1990年代创作出《布兰登》（Brandon）这样前瞻性的网路互动艺术，这部作品在您创作历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认为今日的观众可以如何重新看待这部作品？

郑淑丽：《布兰登》（1998–1999）是为期一年的连载叙事计画（计画命名来自一名生理女性、认同为男性的跨性别人士 Brandon Teena，他在1993年被强暴并杀害），探讨性别流动与科技身体的议题，同时在公共空间与网路空间中展开。一年的时间，让叙事与相关议题得以随时间发酵与扩展，也让新的角色／参与者加入，因为性别本就是流动、转变中的状态。

我确实发现这件作品有着新世代的观众。这些年来，《布兰登》陆续被纳入媒体研究的课程。重新提出性别与科技的讨论，在今日仍如此贴合时代的意义。

是什么动力驱使您创作？与对您而言是什么？您的创作计画与灵感，通常从哪一个面向（概念、媒材等）出发？

郑淑丽：性别是被建构的，正常是被强加的，我跳过前戏，直接进入高潮，而高潮在当代被转化成数据、可蒐集的资产。

创作的动机可能来自长期的观察／研究、一场偶然相遇，或是我想透过学习某种技术来进行创作，进而展开反向工程，重新组装它。

2019年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获称为首位代表台湾馆参展的女性艺术家。作品《3x3x6》以监狱为概念，将数位监控、历史性罪名与当代监视系统交织成一个叙事空间。可以聊聊这件作品的创作缘由？之于您的意义？

郑淑丽：《3x3x6》是件感官沉浸式的多维度混合媒材装置作品。当我接受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委託时，开始研究威尼斯的展览场地──相连的总督宫与普里奇欧尼宫邸（Palazzo delle Prigioni，监狱宫），两者都曾作为囚禁犯人的空间。当我发现卡萨诺瓦（18世纪生于威尼斯的冒险家及情圣）曾被囚禁于此时，激发我探索共十个跨越时空的案例。这些人在不同时代皆因性挑逗或性别认同而被监禁。

其实在《布兰登》中，我就已经使用18世纪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提出的（Panopticon）这种监视装置的概念。而《3x3x6》进一步探讨网路科技中无所不在的脸部辨识系统，这让我们处于一个无懈可击（但可被骇入）的监控体制之下，将受控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无边界的数位全景监狱。

《3x3x6》建立在骇入控制机制的基础上，挑战数位演算法中预设的种族与性别框架。策展人 Paul B. Preciado 在展览目录中写道：

大数据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家与行动者，您认为我们能如何抵抗这些？您如何看待这个概念？

郑淑丽：我们也是这个监控机制的一部分。我的作品就是在寻找巷弄、小径──那些可以解脱与自由的通道。对我而言，是过去式，我们早已活在曾被预想过的未来中，同时也在拾取过去。

您有欣赏的艺术家吗？如果有机会与一位艺术家对谈（无论时空、语言等限制），您的选择是？希望谈论些什么？

郑淑丽：有很多艺术家我很欣赏。此刻我最想与希朵．史戴尔（Hito Steyerl，影像与新媒体创作为主的德国艺术家）好好坐下来聊聊，我们总是错过深入对谈的机会。我们可以谈谈 AI 背后的生产机制，以及如何在作品中应用技术媒材与媒介。

您目前的创作重心是什么？正在进行哪些主题或媒材上的探索？有哪些正在进行或即将公开的新计画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郑淑丽：我目前正接受纽约莱斯利．罗曼同志艺术博物馆（Leslie-Lohman Museum）的委託，製作一件名为《LOVER LOVE》的六频道装置作品，主题是跨性别脆弱性与失落的爱。预计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城市 Tucson 製作。将于2026年4月展出。

另一个计画《游林惊梦：巧遇Hagay》（Hagay Dreaming），是与太鲁阁族艺术家、表演者及疗癒者东冬．侯温（Dondon Hounwn）的合作。我称这件作品为。我们已于2025年3月在伦敦泰德现代美术馆世界首演，预计于2026年5月回到台湾，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面对今日年轻一辈创作者，尤其是女性或酷儿艺术家，您会给些什么建议吗？

郑淑丽：我希望我们已经走过或这种自我标籤的阶段。不必停留在认同政治的框架中，而是拓展视野，进入更大的社会、政治与环境议题。我自己会更有兴趣进入跨基因（transgenic）的讨论。

Art Talk｜艺术家｜郑淑丽 Shu Lea Cheang

1954年生于台南。多媒体艺术家及影像创作者。长期致力于打破类型界限、颠覆性别规範的艺术实践。在作品中编写科幻叙事，挑战常规的情节与开放的网路架构，创造出能让大众参与其中的社会互动平台。其作品《布兰登》（1998–99）为纽约古根汉美术馆首度委託创作并收藏的网路艺术。2019年以混合媒材装置《3x3x6》代表台湾参展威尼斯双年展。他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类型，至今已完成四部长片：《FRESH KILL》（1994）、《I.K.U.》（2000）、《FLUIDø》（2017）与《UKI》（2023）。2024年获颁 LG 古根汉艺术与科技奖。个人网站：mauvaiscontac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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