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奇蜕变,从士兵到将军，揭秘其辉煌晋升之路！

戴高乐将军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法国的传奇将军和总统，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将揭秘戴高乐成功路线的关键要素：
"一、 早年的军事熏陶与教育："
"军事世家背景：" 戴高乐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母亲出身于军官家庭。这种家庭环境从小就培养了他对军事和荣誉的向往。 "精英教育：" 16岁就考入法国最顶尖的军事学府——圣西尔的军事学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高等教育。在圣西尔，他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潜力，并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战友。 "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 戴高乐不仅学习军事理论，还积极参与军事实践活动，例如参加阿尔及利亚战役，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二、 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力："
"战略眼光：" 戴高乐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思维。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提出的“戴高乐计划”旨在通过侧翼攻击突破敌人的防线，虽然计划最终未能实施，但展现了他的创新思维。 "战术灵活：" 他擅长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战术，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提出的“曼施坦因计划”虽然被法国最高指挥部拒绝，但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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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的戴高乐家族

在法国的北方，有一条美丽的、全长776公里的大河。这条河发源于法国东部科多尔省海拔471米的塔塞洛山，然后自东南向西北流去，流经奥布、巴黎、塞纳—滨海等十四个省，最后从上诺曼底的勒阿弗尔流入英吉利海峡。这条河就是闻名于世的塞纳河。

塞纳河是一条养育法兰西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养育巴黎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奔流不息，从巴黎城中间蜿蜒流过，见证了巴黎沧海桑田的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巴黎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最初，巴黎只是一个名叫吕戴斯的小镇，位于塞纳河中央一个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据说，这个只有居民数百人的吕戴斯镇，后来被称霸一时的罗马人强占。罗马人先将城区扩展到塞纳河左岸，然后再继续向左右两岸发展。由于高卢族巴黎人在吕戴斯建立过村落，到了公元4世纪，这里才正式取名为巴黎。

随着法兰西的演变，巴黎也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6世纪初，巴黎业已变成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在此后漫长的一千年里，巴黎从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变成了历届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1789年7月14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巴黎爆发，愤怒的巴黎民众一举捣毁了封建王朝的监狱——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幕。共和国就把每年的7月14日定为法国国庆日。

历史也告诉我们，作为巴黎的母亲河，塞纳河养育过无数的巴黎人，又经过许多代巴黎人的辛勤劳动和不断创新，把巴黎城建成一个将历史和现代融合在一起的、更加美丽的花都。

就拿流经巴黎市区的这段塞纳河来说吧。这里盖起了25座凝聚着法兰西文明智慧结晶的新老桥梁（整个巴黎河段共有35座桥）。沿着这条河，游艇在两岸耸立的古老建筑中穿行，满眼都是波旁宫（法国国民议会）、巴黎市政厅、王宫、卢浮宫、协和广场、大小宫殿、夏乐宫、埃菲尔铁塔等巴黎美景。有人曾描写道：“从塞纳河游艇上看卢浮宫，如同画壁上的大宫殿，每一块墙砖上都刻有花雕，连边门两座人面狮身像都看得清晰逼真。”从游艇上看巴黎圣母院，那精妙绝顶的建筑艺术，像一樽美酒令人陶醉，教堂的圆形彩色大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引起了多少人的遐想与沉思。从游艇上看两岸的古老建筑，仿佛听见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正在轻声慢语，同波兰著名钢琴家肖邦谈情说爱，仿佛看到法国著名剧作家伏尔泰站在临河的窗前观景，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寻找灵感。

历史还告诉我们，塞纳河从巴黎市中心蜿蜒流过，见证过无数的巴黎家族在这里繁衍生长，生生不息。而在这些家族当中，就有一个世代畅饮塞纳河的河水长大、并随着巴黎的演变而延续八百年之久的家族。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戴高乐家族。

据法国著名戴高乐传记作家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所述，戴高乐将军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在19世纪中，曾经编撰过一部《戴高乐家谱》。书中记载着，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曾经将位于上诺曼底和塞纳河南岸的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给一位名叫里查尔·戴高乐的先祖。

两个世纪后，1406年，戴高乐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时任奥尔良总督的梅西尔·让·戴高乐。这位勇敢的骑士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渡过塞纳河，以占据夏朗东。1413年，戴高乐总督被委予重任，被派去守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

关于梅西尔·让·戴高乐的情况，1946年，下诺曼底芒什省圣洛市中学的教员帕特里先生曾致函戴高乐将军，向他提供过相关情况。

帕特里在信中说，在查理六世执政时期发生过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之争。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借法国这两大封建派别内讧之机，派兵在诺曼底登陆，入侵法国。当英军登陆后逼近下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时，梅西尔·让·戴高乐总督作为阿曼涅克派的首领之一，在卡尔瓦多指挥过抗击英军的维尔之战，直至1418年遭到失败为止。由于拒绝英军提出的劝降要求，戴高乐总督被英国人没收家产，后来他便到勃艮第去定居。

此后又过了两个世纪，在亨利四世时代，弗朗索瓦·戴高乐作为戴高乐总督的后代，于1604年被封为贵族。接着，尼古拉·戴高乐作为弗朗索瓦·戴高乐的儿子，继承了祖上的贵族称号。

到了18世纪，《戴高乐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就变得清晰起来了。此时，在戴高乐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安托瓦纳·戴高乐的先祖（其生平不详）。他的儿子叫让-巴普蒂斯特·戴高乐（1720-1797），在巴黎当检察官。他的孙子叫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戴高乐（1756-1832），在巴黎当律师。

此外，在戴高乐家族中，还有一个名叫尼古拉·戴高乐的先祖，当过第戎法院的顾问和调查委员，其出生年月不详，后死于1737年。

尼古拉·戴高乐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让·戴高乐，担任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二儿子是安托瓦纳·戴高乐，他便是戴高乐将军的先祖。

安托瓦纳·戴高乐膝下有一个儿子，名叫让-巴普蒂斯特·戴高乐（1720-1798），担任过巴黎法院的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

到了19世纪，《戴高乐家谱》翻开了家族史上新的一页。

让-巴普蒂斯特·戴高乐也有一个儿子，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戴高乐（1756-1832）。他就是戴高乐将军的曾祖父。

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之际，贵族出身的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戴高乐正在巴黎法院供职；1794年，他被当局以“前贵族”为由逮捕。对此，德拉戈尔斯写道：“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戴高乐想要适应法国大革命这个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其姓氏中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de，使自己的姓和名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幸免于在苏格兰中学坐牛棚的厄运。”但是，让-巴普蒂斯特特·菲利普在厄运面前始终保持镇定自若。后来，由于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富基埃·坦维埃（1746-1795）之死而得到拯救，直至被当局释放。1812年，56岁的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去服役，当过邮政局长。1814年拿破仑退位，他被迫逃亡国外。第一帝国（1804-1815）垮台后，他又返回法国，最后在1832年死于霍乱。

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同索非亚·戈森小姐结婚（时间不详），生有三个子女：第一个儿子朱利安·戴高乐（1800-1883），他是戴高乐将军的祖父；大女儿朱斯蒂娜·戴高乐（1795？—1877）；二女儿让娜·戴高乐（1795？—1883）。

行文至此，我们首先应当感谢戴高乐将军的祖父、历史学家朱利安·戴高乐（1800-1883）在巴黎编撰《戴高乐家谱》，同时也要感谢戴高乐将军的父亲、巴黎“圣母玛利亚学校”的教员亨利·戴高乐（1948-1934）将这本稀世的家谱誊写清楚，使这部历史文献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巴黎人的家族史。

二、同里尔马约家族的联姻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890年夏尔·戴高乐诞生，法兰西民族恰好走过百年历程，其中包括三次共和、两次王朝和两个帝国。

尽管法兰西在19世纪经历了百年风雨和百年沧桑，但是，久居巴黎的戴高乐家族却在法国社会的演变中随波逐流，处变不惊。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特立独行、悠然自得地过着中等资产阶级的优裕生活。然而，使我们感到特别惊奇的是，戴高乐家族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依然如故，同里尔的马约家族继续保持着一种长期的联姻关系。

毫无疑问，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的贵族后裔同北方里尔的资产者何以有着这样亲密的联姻关系，这是一个属于法国近代政治经济史的复杂问题。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1800-1883）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早年就读于巴黎文献学院，后来参加过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他的著作颇丰，有《巴黎市郊新史》《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其中，有一部朱利安-菲利普参与编著的《圣路易传》（6卷本），戴高乐将军生前也多次拜读过。

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读书用功，是一位资产阶级的人文历史学者。但是，据将军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所述，尽管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天主教信仰，但他却顽固不化，继续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1835年，35岁的巴黎人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娶了29岁的里尔人约瑟芬·马约小姐为妻。约瑟芬·马约（1806-1886）出身于里尔一个殷实的资产者家庭，其父是一个经营建筑、纺织、服装、烟草等的实业家。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夫妇婚后有三个儿子：老大生于1837年，取名为夏尔·戴高乐（与戴高乐将军同名同姓），他是戴高乐将军的大伯父；老二生于1848年，取名为朱尔·戴高乐，他是将军的二伯父；老三生于1850年，取名为亨利·戴高乐，他就是戴高乐将军的父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约瑟芬·马约是一位先成家、后立业的杰出女性。她在1835年同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结婚，然后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自学写作和苦斗，终于成为一位共和派的女作家。

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出版著作《北方历史游记》。此后，她陆续发表了包括小说《我叔叔的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等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夏托布里昂传》《爱尔兰的解放者奥科内尔》等传记作品。此外，她还主编过《家庭通讯集》，并以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发表过一篇纪念“乌托邦社会主义”大师蒲鲁东的传略，以及一篇缅怀巴黎公社委员、《起义者》作者朱尔·瓦莱斯的文章等。总之，约瑟芬·马约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著名女作家，她在18家法国出版社里，出版过50本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这些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作家书目中占据很大篇幅，前后有八页之多。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夫妇一家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他们大多在法国文化学术领域里有过非凡的成就。戴高乐将军的大伯父夏尔·戴高乐（1837-1880）是一个专门研究19世纪凯尔特人语言和文明的历史学家。戴高乐将军的二伯父朱尔·戴高乐（1848-1932）是一个成绩斐然的昆虫学家，其著作有收录五千种胡蜂和蜜蜂词条的《法国膜翅目昆虫总目》。戴高乐将军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则是一位早年从军、后来改行教书、致力于教会办学事业的中学教员。

这里，我们愿意重点介绍一下这位教子有方的英雄父亲。

亨利·戴高乐（1850-1934）出身于巴黎的书香门第，早年参加过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但他后来却没有参加复试。此后，据说他曾获得过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但相关情况不详。

1870年，亨利·戴高乐20岁时，赶上了一个充满战争风云的特殊时期。这个由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从1870年7月至1871年5月，历时十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青年亨利·戴高乐曾加入过国民自卫军，在巴黎圣德尼参加过斯坦-布尔热之战，并在此战中手臂负伤。

1871年1月，当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对其北郊圣德尼和拉库尔纳夫等地进行轰炸时，亨利·戴高乐在抗击普军的战斗中指挥过国民自卫军第三连。当时，这位爱国的法兰西军人坚决反对停战，认为同普军停战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因此，后来亨利·戴高乐对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到的失败耿耿于怀，始终都感到痛苦和悲伤，总希望有一位新国王来拯救法兰西。

在普法战争和内战结束后，亨利·戴高乐曾一度在塞纳省政府供职。然后，他应巴黎耶稣会的招聘，改行当了教会学校的哲学、数学和文学教员。

亨利·戴高乐起先在巴黎沃吉拉街389号圣母玛丽亚教会学校里教书，后来在1901年担任这所学校的学监。

然而，20世纪初，在第三共和进入发展中期之后，法兰西国内又燃起了宗教斗争的烈火。政府在1904年7月2日颁布禁止一切教会学校办学的法令，又在1905年12月9日颁布《政教分离法》，然后大张旗鼓地驱逐耶稣会教士。在圣母玛丽亚教会学校遭到关闭的困境中，亨利·戴高乐不仅清理了圣母玛丽亚教会学校的资产，而且在巴黎巴克街建立丰塔纳学校。此后，他还到圣热纳维埃夫学校去教书。

亨利·戴高乐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巴黎教会学校教书育人近40年之久，可谓桃李满巴黎。他教的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他们出身于有智慧和有教养的天主教徒或资产者的家庭。所以，在亨利教过的学生当中，出现过一些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在法国军政界崭露头角的名人，如法军元帅拉特尔·德塔西涅和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和马塞尔·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和红衣主教热利埃等。

1886年7月31日，36岁的亨利·戴高乐同比他小6岁的、里尔籍的让娜·马约（1856-1940）结婚。这桩婚姻是亲上加亲，因为从祖母约瑟芬·马约那边的旁系亲属来算，让娜·马约小姐应是亨利·戴高乐的表妹。她出身于里尔一个经营花边业的实业家家庭，其父是朱尔-埃米尔·马约，其母是朱莉·玛丽·马约-德拉诺瓦。老马约夫妇生有一儿三女：除了嫁到巴黎的大女儿让娜以外，还有儿子朱尔·马约、女儿吕西·马约和诺埃米·马约。

尽管亨利·戴高乐和让娜·马约属于晚婚，但他们婚后却期盼儿女满堂。在婚后短短的十年间，亨利·戴高乐夫妇一共生有五个子女：长子格扎维埃·戴高乐（1887-1955），后来当了一名矿山工程师；长女玛丽-阿涅斯·戴高乐（1889-1982），1910年，她嫁给了在比利时工作的工程技术专家阿尔弗莱德·卡尤；次子夏尔·戴高乐（1890-1970），他就是这部传记的主人公夏尔·戴高乐将军；三子雅克·戴高乐（1893-1946），后来像兄长格扎维埃一样，也当了一名矿山工程师；四子皮埃尔·戴高乐（1897-1959），早年学过金融，二战后从政，曾担任过巴黎市议会主席这样的要职（那时尚无巴黎市长一职）。

上述是关于戴高乐家族和马约家族的简略介绍。下面，我们就好讲述戴高乐将军的“人之初”了。

三、夏尔·戴高乐在里尔诞生

1890年对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兰西来说，是一个吉祥如意的年份。在萨迪·卡尔诺总统和夏尔·戴高乐·德弗雷西纳总理的领导下，第三共和业已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尽管19世纪80年代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但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在巴黎举办的1889年世博会，以及专门在塞纳河畔建造高耸云天的埃菲尔铁塔等重大事件，都显示出第三共和国的活力，标志着它将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

对于巴黎的戴高乐家族和里尔的马约家族来说，1890年也是一个吉祥如意的年份。继1887年儿子格扎维埃·戴高乐和1889年女儿玛丽-阿涅斯出生之后，让娜·马约在这年初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十月金秋，她开始做好到里尔去分娩的准备，因为按照当时法国北方地区的民俗，女儿必须回娘家分娩和坐月子，嫁到巴黎的让娜·马约也不例外。

随着深秋时节的到来，让娜·马约的预产期也越来越临近。亨利·戴高乐像前两次一样，陪着其即将临盆的妻子，乘火车回到了她的娘家。

马约一家住在里尔公主街9号。据当年《北方之声报》总编辑马尔克所述，公主街在老城区是一条远近闻名的商业街，具有两个特点：一、老街以德勒运河为邻，沿街设有许多货栈、畜栏和屠宰场，人来人往，到处是那些内河航行的驳船水手，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小工；二、老街是一个大众化街区，老街的居民大多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以及少数杂居在此的商贾、厂主、房东等中产阶层，所以街上的小咖啡馆比比皆是。

公主街9号是一幢白色的两层老房子。1872年，朱尔-埃米尔·马约买下这幢老房子，并把它改建成一个专门生产罗纱、花边、透明窗纱等纺织品的工场。6年后，由于马约家人丁兴旺，住房有些紧张，老马约就把这幢老房子从工场改建成住房。马约家族的一家人都喜欢这幢两层老房子，亲切地称它为“公主街王国”和“外婆的老房子”。

从外表上看，老房子的外观呈U形，有一座主楼和左右两个侧楼。在主楼的正门上方左侧，有一个供奉神灵的壁龛。壁龛里有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塑像，透过外面的铁栅，这尊圣母像清晰可见。

老房子底层有一间大客厅。大客厅的一角摆着一张用桃心木做的长桌，长桌四周放着12把高椅，椅子腿上雕有栩栩如生的狮子头。大客厅的另一角则陈列着一架时髦的大钢琴。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客厅的墙壁上，还高挂着巴黎戴高乐家族先祖的照片。在这些先祖当中，有在17世纪初被封为贵族的弗朗索瓦·戴高乐，有在18世纪保持其贵族名分的尼古拉·戴高乐、安托瓦·戴高乐（生卒年月不详）和让-巴普蒂斯特（1720-1797），以及在19世纪的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1801-1883）等。

老房子上下两层，底层有6扇用大玻璃做成的观景窗，光线很好；二楼则有12扇窗户，光照比楼下更好。

老房子房间很多，共有25间。其中，左侧楼住着让娜·马约的父母亲，右侧楼则住着她的妹妹诺埃米·马约和妹夫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在这些房间当中，就数老马约夫妇的卧室面积最大，陈设最好。大卧室里，有一张挂有帷幕的船形床，一张19世纪路易-菲利普时代式样的写字台，以及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壁炉。每当让娜·马约回娘家来生产时，老马约夫妇总是把他们的大卧室让出来，给心爱的女儿住。

到了1890年11月份，萧瑟秋风从北边的英吉利海峡吹来，使里尔的空气中充满着阵阵寒意。但在公主街9号的老房子里，这些天来，家人们都喜欢在大客厅里聚合，围坐在老马约夫妇周围，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焦急地等待着让娜·马约的分娩。

1890年11月22日，凌晨4时许，从公主街9号“外婆的老房子”里传出了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间，这一声啼哭显得格外响亮。它像报春的雷声一样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戴高乐家族又添了一个新的男婴。

亨利·戴高乐闻讯后，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中年又得一子，心里自然是感到无比喜悦。他在岳父母的催促下，马上给这个躺在妻子枕头旁的漂亮男婴起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名字：夏尔·戴高乐·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简称是夏尔·戴高乐。所谓夏尔，旧译为“查理”，正如1364年即位的查理五世、1824年即位的查理十世等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与法国国王和欧洲皇帝有关的名字。亨利·戴高乐精通法兰西历史，给男婴取了一个像夏尔·戴高乐这样的帝王名字，无疑是对儿子的将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1890年11月22日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这天，亨利·戴高乐为新生男婴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父亲亨利到里尔市政厅去办理“夏尔·戴高乐”的出生登记。当时有两名证人在场，他们是医生弗朗索瓦·范普特根和马车夫奥斯卡·勒迪克。

第二件，父亲亨利到里尔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为夏尔·戴高乐举行了洗礼。在男婴的受洗仪式上，亨利·戴高乐接受了马约家族的亲朋好友们的祝福，并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第三件，父亲亨利以他妻子和本人的名义，向大家宣布了男婴的教父和教母，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这对教父和教母是从里尔的亲戚中挑选出来的。夏尔·戴高乐的教父是姨妈诺埃米·马约的丈夫、里尔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他的教母则是他的另一位姨妈吕西·马约。

让娜·马约在里尔平平安安地生下了夏尔·戴高乐，并且在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娘家人的细心伺候和悉心照顾。这样过了数月，1891年年初，让娜·马约和夏尔·戴高乐母子在亨利·戴高乐的陪同下回到了巴黎，回到了塞纳河畔的家里。

由于在里尔诞生，戴高乐将军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他是一个“巴黎的小里尔人”，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心中特有的一种北方情结。

四、教会学校和家庭的启蒙教育

1895年11月，童年夏尔·戴高乐被父亲亨利送进了巴黎第17区的圣托马斯-达坎学校，在那里接受小学的启蒙教育。这是一所由圣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教会学校。夏尔·戴高乐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可惜的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有关夏尔·戴高乐的小学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童年夏尔·戴高乐在圣托马斯-达坎学校上五年级时，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因此，夏尔·戴高乐在1900年10月跳了一级，被父亲亨利直接送进了巴黎圣母玛利亚学校，接受初中的启蒙教育。

圣母玛利亚学校开设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圣经、宗教史、法国史、地理、数学等课。学生功课很重，是一所清规戒律很多，对学生的苛求也很多的教会学校。如有学生违反学校纪律，则要对学生进行处罚。

应当指出，在20世纪初的法国教会学校里，宗教教育在学生的启蒙教育中占有一个突出的重要地位。夏尔·戴高乐像其他所有的学生一样，每天都要参加弥撒，诵念《玫瑰经》，并且进行早晚两次祷告。

再有，新学期伊始，每个学生都必须进行为期三至四天的正式静修。对于少年夏尔·戴高乐来说，这种从教会学校接受的宗教教育，就像他从天主教徒的家庭里接受的宗教教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此，夏尔·戴高乐就开始信奉天主教，并且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行天主教。

1901年5月16日，夏尔·戴高乐在其父亲和母亲、教父和教母等亲人陪伴下，参加圣母玛利亚学校举行的首次“圣餐”仪式，正式告别了他的童年时代。

1902年，夏尔·戴高乐在父亲亨利·戴高乐的敦促下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他开始掌握拉丁语的语法，既能大段地背诵西塞罗、恺撒、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等人的文章，也能背诵希腊语文法比较简单的伊索寓言，以及奥维德的诗篇和卢奇安的节选作品。

1904年，夏尔·戴高乐的学业有了全面的提高。在拉丁语课上，他能阅读萨卢斯特、李维和维吉尔的作品；在希腊语课上，他能阅读塞诺芬、圣约翰·克里索斯托、普鲁塔克、圣巴西勒等人的作品；在修辞学课上，他读过西塞罗、狄摩西尼和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作品；在历史课上，他学过法兰西历史和圣女贞德的抗英斗争史等。此外，他还学过哲学和天主教的教义。

正当少年夏尔的学业开始打下基础时，1904年7月7日，法国政府，为了打击国内教权主义势力，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一切宗教团体从事教育的法律。换言之，孔勃政府违背了瓦尔代克-卢梭政府对罗马教皇莱昂十三所做的、善待教会的承诺，禁止一切法国教会学校办学。于是，全国关闭了3000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巴黎沃吉拉尔街389号的耶稣会学校则首当其冲。

为了让夏尔·戴高乐继续接受正规的天主教教育，父亲亨利决定通过耶稣会朋友的帮助，将他转学到比利时瓦隆地区（法语区）的安托万中学。安托万中学位于图尔奈市的郊区，离比法边界只有30公里，而且与法国的里尔遥遥相对，是由那些为了躲避法国政府迫害而被迫流亡比利时的耶稣会教士开办的。

1907年10月8日，17岁的夏尔·戴高乐同将近15岁的弟弟雅克一道，第一次离乡背井，从巴黎乘火车到比利时图尔奈，在安托万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08年夏天，青年夏尔·戴高乐从安托万中学毕业。回国前，他曾利用过暑假这个机会，到德国的巴登州和黑森林州去旅行了6周。此次旅行对他锻炼德语口语和实地了解德国国情很有帮助。

10月，夏尔·戴高乐在父亲的精心安排下，就读于圣斯坦尼斯拉夫中学的预备班，准备在1909年报考其梦寐以求的圣西尔军校。与此同时，他们全家迁到了17区圣-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广场3号。

在回顾夏尔·戴高乐从教会学校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我们不难看出，夏尔·戴高乐的求学道路是同其父亲悉心的关心和爱护分不开的。亨利·戴高乐既是夏尔亲爱的父亲，又是夏尔最好的老师。毫无疑问，当年家庭的启蒙教育对夏尔·戴高乐的成长和进步，曾经产生过何等重大的影响。

这里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父亲亨利对少年夏尔进行的启蒙教育。

第一件事就是1970年的普法战争。父亲喜欢在家里，特别是在饭桌上，向夏尔·戴高乐和他的姐姐和兄弟讲述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历史故事，特别是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丧权辱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的恶果。父亲常常现身说法，比如他青年时代参加过普法战争；在巴黎北郊“斯坦-布尔热”之战中打过仗，也受过伤。

当父亲讲述这段悲惨的历史时，母亲也回忆起马约家族在里尔的痛苦经历。让娜对夏尔·戴高乐他们说，她十多岁懂事时，曾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亲在公主街9号家里流泪说：“巴赞元帅投降了！”当时，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9月2日在色当投降，而巴赞元帅于1870年10月27日在梅斯率17.3万官兵向普军投降。

这些伤心欲碎的往事都是戴高乐家里的老生常谈。正如父亲经常对夏尔·戴高乐他们所说的那样，他在课堂黑板上给法兰西地图戴上了黑纱，就像法国民众到巴黎协和广场，给那里的斯特拉斯堡雕像披上黑纱那样。

第二个事例就是1894年10月的德雷福斯“间谍”案。尽管德雷福斯案件发生时，夏尔·戴高乐还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不懂世事，但是，这个案件延续了12年之久。当德雷福斯案件1906年7月重新审理时，夏尔·戴高乐已经长大，变成了一个懂事的青少年了。因此，就整个案件的过程来说，青少年夏尔·戴高乐同父亲一样始终关注着德雷福斯案件，并对此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象。

最初，父亲对夏尔·戴高乐他们讲述案件的经过，说法国军事当局于1894年10月13日，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紧接着，11月1日，雷恩军事法庭开庭对这位阿尔萨斯籍的犹太人、炮兵上尉进行起诉。此事不仅引发了法国社会舆论的重大关注和强烈抗议，而且使法国社会在德雷福斯案件问题上发生严重分裂。其中，左翼作家埃米尔·左拉曾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檄文《我控诉》，控诉当局无理迫害德雷福斯的滔天罪行。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则拍案而起，为德雷福斯上尉进行无罪辩护。

实际上，所谓的德雷福斯“间谍”案是一起冤假错案。其真相是，德雷福斯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部军官，指控他向德国大使馆传递军事文件，这纯属子虚乌有。

经过漫长的十二年，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了德雷福斯“间谍”案。最后判决结果是，宣布撤销雷恩军事法庭的原判，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德雷福斯的冤案最终在20世纪初，得到了平反昭雪。

总之，父亲亨利坚持认为，德雷福斯上尉是清白无辜的。此案不仅关系到法国军队的荣誉和威望，而且涉及法军的命运和法兰西的团结。而当年，青少年夏尔·戴高乐的观点是同其父亲一致的。

此后，夏尔·戴高乐在其漫长的军人生涯中，还时常想起当年的德雷福斯“间谍”案。比方说，1938年，戴高乐上校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谈到了德雷福斯案件问题。他强调指出：“这个案件是一个司法错误，对法国军队、法兰西祖国和国家团结来说，则是一个反面教材。”此外，他还认为，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们赋予这个案件以“政治和道德的意义”，其结果对法军是“有害的”，因为军队在和平主义的压力下将失去民众信任、战斗力和内部团结。

又如，1962年12月的一天，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谈到了德雷福斯案件。这位年逾古稀的开国总统对政府发言人、新闻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是法官搞错了。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判了刑。魏刚将军则继续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在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后几十年的今天，有些军人还在相信德雷福斯有罪，这充分证明他们是一帮蠢人。”

当然，在20世纪初，父亲亨利在家里向少年夏尔讲述的历史还远远不止这两件事。他还讲述过1898年法国军人在非洲苏丹的法绍达向英军投降的事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国内进行的社会斗争，20世纪初关于“政教分离”问题展开的宗教斗争等事件。

五、爱祖国、爱读书和爱写作

在夏尔·戴高乐的头脑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于他少年时期接受的启蒙教育和经历的人生体验。亨利·戴高乐作为第一位启蒙老师和慈祥、友善、负责的父亲，曾在少年夏尔的心灵里播下过爱国主义思想的种子。

夏尔·戴高乐是一位可爱可敬的法兰西少年，他从小就爱祖国、爱读书和爱写作。

少年夏尔·戴高乐热爱法兰西。在这位英俊少年纯真无邪的眼睛里，法兰西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位美丽的公主和博物馆油画里那位美丽的圣母。

巴黎是夏尔·戴高乐认识法兰西之美的第一个窗口。他从小就同父母、姐姐和兄弟一道环游过巴黎，亲身体会到美丽的巴黎是祖国光荣和梦想的标志。这种体会是那样深刻，以至他在花甲之年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赞美巴黎。他写道：“作为一个诞生在里尔而居住在巴黎的青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的了。这里，有巴黎圣母院的夜景，有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也有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在荣军院（拿破仑墓）的穹顶下面，还有被法国军队夺来的敌人军旗，在瑟缩颤抖着。”

法国北方的加莱则是夏尔·戴高乐认识法兰西之美的第二个窗口。孩提时代的夏尔·戴高乐，每年都要到加莱的姨妈和教母吕西·马约家去度暑假。吕西·马约在维姆勒拥有一所别墅，那里离海滨只有一箭之遥。1806年，拿破仑·波拿巴在维姆勒，为老兵们建立了一个著名的海滨疗养地，被誉为“北方的尼斯”。

在维姆勒，除了同马约家族的表亲们一道玩球、拔河和做铅兵游戏之外，夏尔·戴高乐最喜欢的事情是在海滨观看“乳白海岸”的大海美景，眺望大海中汹涌澎湃的波涛，并且下海同小伙伴一道游泳。有时候，他游泳后就到拉迪格海滨去散步，或者在海滩上跑步前进。

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则是夏尔·戴高乐认识法兰西之美的第三个窗口。在20世纪初，父亲亨利用多年积攒下来的5000法郎，在多尔多涅河的低谷地区韦尔泰亚克买了一座名为“拉里热里”的度假别墅。“拉里热里”占地15公顷，由草地、麦地和葡萄园组成，外加一个小城堡和两个建于15世纪的小塔楼。1901年夏天，当11岁的夏尔·戴高乐第一次坐火车到南方去，看到多尔多涅河畔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一片与北方海滨截然不同的，绿色、富饶、多彩多姿、一望无垠的南方大地时，他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和欣喜若狂啊！

少年夏尔·戴高乐喜欢博览群书。对此，1981年，年逾九旬的玛丽-阿涅斯·戴高乐在接受戴传作家米歇尔·托里雅克的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当年她弟弟夏尔·戴高乐是在亨利的培养和指导下，对法兰西文学、历史和诗歌产生浓厚兴趣的。

除了前面所说的讲述历史以外，父亲亨利还在自己家里营造了一个喜爱诗歌、朗读诗歌和学习亚历山大诗体的氛围。每逢星期日，父亲总是在家里，给大家朗读戏剧家拉辛、莫里哀、高乃依等人所写或所演的剧本，使夏尔·戴高乐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夏尔·戴高乐整天都在练习朗读，加强记忆力，并且很快使自己博闻强记起来。他可以一字不落地默诵埃德蒙·罗斯唐所著的《雏鹰》，还可以背诵古希腊诗人、拉丁古典作家作品中的最精彩的段落。

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夏尔·戴高乐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法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小时候，他读过一些儿童读物及其插图，如巴比伦的通天塔、诺亚方舟、罗宾逊、“无家者”等；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阅读儒勒·凡尔纳、保罗·费法尔、埃德蒙·阿布的作品；再大一些时，他就读狄更斯、罗斯当、波尔多、布尔热、都德维涅、夏托布里昂、尚福尔、萨曼、莎士比亚、凡尔兰、波德莱尔等名作家的著作。

通过课外阅读，夏尔·戴高乐从书本上认识了三位主要的启蒙老师：夏尔·贝玑、亨利·贝格森和莫里斯·巴雷斯。

夏尔·戴高乐还喜欢文学创作。父亲的启蒙教育不仅使少年夏尔的思想早熟，而且使他深邃的思想同他文学的天赋结合在一起，从而写出一些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芒的诗文。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1905年夏天，15岁的夏尔·戴高乐到多尔多涅河畔的乡间别墅“拉里热里”去度假。他曾经独自一人在林园里，坐在柏树下的一块石头上，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构思一部题为《南锡保卫战》的军事幻想小说。

夏尔·戴高乐在《南锡保卫战》中，讲述了一个以1930年法德两国爆发假想战争为题材的故事。

少年夏尔在小说中自称为戴高乐将军。他写道：“1930年，德国对法国宣战。戴高乐将军同德·布瓦代弗尔将军一道，指挥了一场将南锡从德军的重围中拯救出来的反击战。

“德军分三路跨越了孚日山区。第一支部队拥有20万人和500门炮，沿着瑞士的边界线前进，然后经过贝尔福向巴黎进发。第二支部队则直接跨越山区，向南锡进发。这支部队拥有17.5万人和480门炮……

“法军很快就组织了反击。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和518门炮，德·布瓦代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和510门炮。1930年2月10日，法军投入了战斗。戴高乐将军很快制订了他的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援助德·布瓦代弗尔将军，在德军进行会合——如果德国人会合，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之前，就把敌人消灭。”

关于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地名，夏尔·戴高乐多半是从多尔多涅省的地图上借用的。在夏尔·戴高乐的笔下，南锡战役有时是在法国东北地区的南锡进行，有时则是在法国西南地区的韦尔泰亚克一地进行。经过许多次交锋，也经过许多次前进和撤退，法国军队打到别墅拉里热里附近。法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在“香槟”和“马勒伊”的空中落下。

1908年，18岁的青年夏尔在报考圣西尔军校前夕，满怀青春的激情写下一首为祖国战死疆场的无题诗，抒发其壮烈的爱国主义豪情。这里，让我们读一读这首来自法兰西的青春之歌吧！

我愿！……

如果我必将死去，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脆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市区的夕阳可能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予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将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额头上灼热的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