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87年，深圳，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涌起，这座年轻的城市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你，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正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摆着自己的地摊，用设计和热情，为这座城市增添一抹亮色。
一天，阳光明媚，你的地摊前围拢了不少人。你的设计独特，款式新颖，很快吸引了一位顾客的注意。他穿着考究，气质不凡，正是你梦寐以求的那种香港老板。他仔细地翻看着你的衣服，不时驻足，赞叹不已。
“这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他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好奇。
你紧张地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的，老板。”
“很有灵气嘛！”香港老板赞不绝口，“这设计，很有市场的。”
你心中一阵激动，这是对你最大的肯定。
“老板，您想买吗？”你鼓起勇气问道。
香港老板沉吟片刻，说：“这样吧，我帮你引荐一个人，帮你把衣服卖到香港去。”
你一听，顿时兴奋不已，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机会！
就这样，你的人生，因为这位香港老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开始接触更广阔的市场，你的设计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你从一个小小的地摊，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87年，深圳摆地摊，遇到了香港老板，这是你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它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让你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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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深圳，夏天像一口黏稠的锅，把所有人都闷在里面，汗出得像不要钱的盐汽水。
我的地盘在东门，一块一米见方的油布，上面挂着我做的衣裳。
那时候的东门，还不是后来的步行街，就是一片野蛮生长的土地。香港过来的电子表、喇叭裤、邓丽君的磁带，和我这几件格格不入的“设计款”挤在一起，被昏黄的灯泡照着，沾染上一层暧昧的市井气。
“靓女，这件怎么卖？”
我抬起头，是个踩着高跟鞋，烫着大波浪的女人，手指甲涂得鲜红，正捏着我挂在最外面那件连衣裙的袖口。
那是一件的确良的改良旗袍，我把领子改低了，做成了小圆领，腰线收得恰到好处，下摆散开，印着小小的碎花。料子是特意从布料市场淘来的，比周围摊子上的“港货”要舒服得多。
“三十五。”我报出价格，眼睛都没眨。
女人尖叫起来：“三十五？你怎么不去抢！”
旁边的摊主老王，一个卖假劳力士的潮汕人，嘿嘿地笑，露出他的大金牙。
“小林，你这衣服是金子做的啊？人家隔壁香港来的衬衫才二十块。”
我不理他，只看着那个女人，语气平淡：“我的布料好，手工也好，你看这线脚。”
我把衣服的内衬翻出来给她看，锁边用的是最细密的针法，是我熬了好几个晚上，用我那台宝贝蝴蝶牌缝纫机一点点踩出来的。
女人撇撇嘴，但眼神没离开那件衣服。她知道这是好东西。
这就是我的战场。每天，我都要跟无数个这样的眼神和嘴巴打交道。他们喜欢我的东西，又嫌贵，在他们的认知里，地摊货就该是便宜的。
可这些不是货，是我的作品。
我从湖南乡下出来，没读过多少书，就会做点针线活。我妈说，女孩子家，会这个饿不死。
到了深圳，我发现，光会做还不行，得会想。
满大街都是喇叭裤、蝙蝠衫，看得人眼晕。我就想，为什么衣服不能有点不一样？
于是我开始自己画图，跑到布料市场死缠烂打地跟老板磨，买那些他们压箱底的“怪布料”，然后回到我租的那个小单间里，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
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缝纫机，一开动，整个楼板都跟着震。房东太太骂过我好几次，说我那是噪音。
我只能赔笑，把声音最大的活儿留到白天干。
晚上出摊，卖不卖得掉，看天意。
有时候一晚上不开张，我就坐在小马扎上，看着人来人往，心里发慌。带出来的钱不多了，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
有时候运气好，能碰上一两个识货的，她们穿上我做的衣服，在镜子前转圈，眼睛里放光。
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那天晚上，闷热得像要下雨，空气里都是烤鱿鱼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我正低头整理被翻乱的衣服，一双锃亮的皮鞋停在了我的摊前。
我顺着皮鞋往上看。
白衬衫，西装裤，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丝不苟。
一股和这片夜市格格不入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个香港人。
深圳待久了，一眼就能分出来。那种从容，那种审视的目光，是每天为三餐奔波的本地人没有的。
他没说话，只是站在那儿，一件一件地看我挂出来的衣服。
他的目光很专注，不像那些女人一样先看价钱，而是看款式，看剪裁，甚至伸手去摸布料的质感。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这人是行家。
他拿起一件我用灯芯绒做的短款小西装，肩膀那里我加了一点点小垫肩，显得人很有精神，但又不像流行的那种夸张的大垫肩。
“这个，你自己想的？”他开口了，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但很斯文。
我点点头：“嗯。”
“有点意思。”他放下那件，又拿起另一件衬衫，那件的领子我做成了不对称的，一边尖领，一边是小圆弧。
“这个也是？”
“嗯。”
他没再问，而是蹲下来，仔细看我摊位上剩下的几件衣服。
周围依旧嘈杂，讨价还价的声音，音响里放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混杂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
但他周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把这些喧嚣都隔开了。
老王在旁边挤眉弄眼，用口型对我说：“大水喉（大金主）！”
我没理他，心里却更紧张了。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站起来，从一堆衣服里挑出了三件。
就是那件改良旗袍，灯芯绒小西装，还有不对称领的衬衫。
都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这三件，多少钱？”他问。
“旗袍三十五，西装四十，衬衫二十八。一共一百零三。”我报出价格，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个价格，在东门夜市，绝对是天价了。
我甚至做好了他转身就走的准备。
他却连价都没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抽出几张崭新的大团结，还有几张外汇券。
“不用找了。”他把钱递给我，连同那三件衣服一起拿了起来。
我愣住了。
一百多块，我一个星期都卖不了这么多。
“你……你不再看看？”我下意识地问。
他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不用了。你这些东西，不应该摆在这里。”
说完，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很薄，但很硬挺的卡纸，上面是繁体字。
“维港贸易公司，总经理，梁锦程。”
下面还有一串数字，是电话号码。
“我叫梁锦程。有时间的话，打这个电话找我。”
他拿着衣服，转身汇入了人流，那双锃亮的皮鞋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捏着那张还带着他体温的名片，和那几张崭新的钞票，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风卷起地上的塑料袋，一股雨腥味传来。
要下雨了。
我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摊，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大包里。
老王凑过来，一脸羡慕：“小林，发财了啊！那港商看上你了？”
我把钱塞进口袋，没好气地说：“看上我的衣服了。”
“嗨，衣服还不是你人做出来的？一个意思嘛！”老王挤眉弄眼，“我说你啊，别那么犟，抓住机会，一步登天啊！”
我没说话，心里乱糟糟的。
回到那个被我叫做“家”的小单间，雨点已经噼里啪啦地砸在了铁皮棚顶上。
我把门反锁，开了灯。
昏黄的灯光下，蝴蝶牌缝纫机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像一头忠诚的老牛。
我把那张名片放在缝纫机旁边，上面的繁体字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梁锦程。
维港贸易公司。
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我坐在床边，听着外面的雨声，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揣着那张名片，在电话亭前犹豫了很久。
深圳的公用电话亭，总是排着长队，每个人说话都恨不得用吼的，把自己的思念、焦虑和希望通过那根长长的电话线传到家乡去。
我不想让别人听到我的事。
我特意跑到离住处很远的一个邮局，那里的电话亭是带玻璃门的。
关上门，外面的声音瞬间小了很多。
我照着名片上的号码，一个一个地按下去。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我的心也跟着一下一下地跳。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讲的是粤语。
我一下子懵了，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喂？揾边个啊（找谁啊）？”对方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我急中生智，用我那蹩脚的普通话说：“我找梁锦程先生。”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换成了同样蹩脚的普通话：“请问，你是哪位？”
“我……我姓林，昨天在东门，梁先生买过我的衣服。”
“哦，林小姐是吧？梁生交代过，你等一下。”
听筒里传来一阵音乐声，是邓丽君的歌。在这样的情境下听到，非但没有让我放松，反而更紧张了。
过了大概一两分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林小姐？”
“梁先生，是我。”我的声音有点抖。
“我还以为你不会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带着笑意。
“我……”
“方便见个面吗？我们聊一聊。”他很直接。
“……好。”
“半个小时后，在华侨大厦的咖啡厅，认识吗？”
华侨大厦，我当然知道，深圳当时最好的酒店之一。我只在外面看过，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进去。
“我……我认识。”
“好，待会儿见。”
电话挂了。
我握着听筒，手心全是汗。
去华侨大厦，我这一身衣服行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自己做的格子衬衫。虽然干净，但跟那个地方肯定格格不入。
没时间多想了。
我跑回出租屋，从箱底翻出唯一一件“好衣服”——就是那件被梁锦程买走的改良旗袍，我给自己也做了一件，只是布料稍差一点。
换上衣服，我对着镜子里的人照了又照。
镜子里的人，面色有些苍白，但眼睛里有光。
去就去，怕什么。
华侨大厦的旋转门，像一个巨大的嘴巴，把我吞了进去。
冷气扑面而来，带着一股好闻的香味。
大堂里铺着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走路都悄无声息。
我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咖啡厅里人不多，很安静，只有轻柔的音乐在流淌。
我一眼就看到了梁锦程。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换了一身浅色的休闲西装，正在看一份报纸。
看到我，他站起来，很有风度地帮我拉开椅子。
“林小姐，请坐。”
我拘谨地坐下，背挺得笔直。
服务员过来问我喝什么，我看着菜单上一串串陌生的名字，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跟梁先生一样就好。”我小声说。
梁锦程笑了笑，对服务员说：“一杯卡布奇诺，一杯橙汁。”然后看着我，“女孩子，晚上还是少喝咖啡。”
我心里有点感激。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窘迫，主动开口：“林小姐，不用紧张，我找你来，是想谈合作。”
“合作？”我愣住了。
“对。”他把报纸放到一边，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很认真，“我看了你设计的衣服，很有想法，很大胆。在香港，这种叫‘设计师品牌’。”
“设计师……”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
这个词我只在杂志上见过，离我太遥远了。
“你的设计有灵气，但你的布料、做工，还有销售渠道，都太局限了。”梁锦程一针见血，“摆地摊，你一个月能卖多少件？能赚多少钱？”
我没说话，他说的都是事实。
“我想开一家服装公司，在深圳。”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商人的精明和热切，“我出钱，出渠道，负责生产和销售。你，负责设计。”
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馅饼，大得让我不敢相信。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因为你的设计。”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在香港见过很多设计师，也看过很多大牌。但你的东西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说不出来，有点质朴，又有点倔强，跟那些流水线上的东西不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8ü年代的中国，风气正在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灰、蓝、黑，大家都想穿得漂亮一点，特别一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你的设计，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的一扇门。
我一直模模糊糊有这种感觉，但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清晰地说出来过。
“我给你开工资，每个月三百块。另外，公司每卖出一件衣服，你都有分成。”梁锦程抛出了他的条件。
三百块！
我当时摆地摊，拼死拼活一个月，最好的时候也才赚一百多。
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但我心里还有一丝警惕。我妈从小就教育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我需要做什么？”我问。
“做你最擅长的事。”他笑了，“画图，选布料，把你的想法变成样衣。剩下的，交给我。”
他看着我，眼神很诚恳：“林小姐，这是一个机会，对你，也对我。深圳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敢不敢弯腰去捡。”
敢不敢？
我从湖南老家，一个人跑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靠着一台缝纫机撑到现在，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
“好，我答应你。”
梁锦程笑了，朝我伸出手。
“合作愉快，林设计师。”
我有些笨拙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温暖，也很有力。
那一刻，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我们的手上。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也要被照亮了。
第二天，我就把东门的摊子收了。
老王一脸惋惜：“小林，你真信那香港佬的话啊？别被人骗了！”
“王哥，谢谢你关心。我想试试。”
老王叹了口气：“你这妹子，主意太正了。要是混得不好，随时回来，哥这儿给你留个位置。”
我心里一暖：“谢谢王哥。”
我搬出了那个嘈杂的小单间。
梁锦程在南头那边租了一个小院子，给我当工作室。
院子不大，但很安静。一间房给我住，另一间大一点的，就成了我的设计室。
他让人搬来了崭新的工作台、人台模特，还有一台日本进口的“兄弟”牌工业缝纫机。
那台缝纫机，油光锃亮，踩起来声音又轻又快，比我那台老蝴蝶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我摸着那冰凉的机身，激动得差点掉眼泪。
梁锦程还给我配了一个助手，叫阿芳，一个本地的农村女孩，手脚很麻利，话不多，但很听话。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待在这个院子里，画图，打版，做样衣。
梁锦程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去布料市场选料。
我第一次这么痛快地买布料，不用再为了几毛钱跟老板磨破嘴皮。那些以前我只敢看不敢摸的好料子，什么丝光棉、乔其纱、进口的牛仔布，我都可以买回来。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
每天睁开眼就是设计，脑子里全是各种款式的衣服在飞。
我把以前所有的想法，那些因为成本太高、工艺太复杂而不敢做的设计，全都画了出来。
梁锦程每隔两三天会来一次。
他会看我的设计图，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阿岚，”他很快就改口叫我阿岚了，“你这个设计很好，很有艺术感。但是，这个袖子太复杂了，工厂里做起来成本很高，量产不了。”
“还有这个裙摆，要用很多料子，我们可以稍微改短一点，这样一条布可以多裁出两条裙子。”
我们开始有了第一次争执。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袖子是这件衣服的灵魂，改了就没味道了！裙摆短了，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飘逸的感觉了！”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
“阿岚，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做艺术品。要考虑成本，考虑市场。”他耐心地解释。
“我不管什么成本市场！衣服不好看，做得再多有什么用？”我寸步不让。
那是我第一次对他发火。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好，听你的。第一批，我们先按你的想法来。但是，如果市场反应不好，你必须听我的。”
我赢了。
但心里并不轻松。
我意识到，我和他之间，有一道鸿沟。我是个手艺人，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把东西做好看。而他是个商人，想的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赚更多的钱。
我们的目标，似乎并不完全一致。
但那时候，我被创作的激情冲昏了头脑，没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一个月后，第一批样衣出来了。
一共二十个款，每一件，都像我的孩子。
梁锦程把样衣带去了香港。
我在院子里等消息，等得坐立不安。
三天后，他回来了，一脸兴奋。
“阿岚，我们成功了！”
他告诉我，香港好几家大的服装批发商都看中了我们的设计，当场就下了订单。
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尖沙咀一家很有名的时装店，他们把我们一半的款式都包了，而且要求我们贴上他们的牌子。
“贴他们的牌子？”我皱起了眉头，“那我们的牌子呢？”
我们之前商量过，要注册一个自己的品牌，名字都想好了，叫“岚”。
“阿岚，你听我说。”梁锦程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名气，没有工厂。先跟他们合作，借他们的渠道把货卖出去，等我们赚到第一桶金，有了自己的工厂，再推我们自己的牌子，好不好？”
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我虽然不情愿，但也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好吧。”我点了点头。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梁锦程在宝安那边找了一家代工厂，把生产外包了出去。
我负责盯着工厂的生产，确保质量。
那是我第一次进工厂。
几百台缝纫机同时开动，声音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布料的粉尘和机油的味道。
女工们坐在流水线旁，埋头做着自己手上的那道工序，钉扣子的只钉扣子，锁边的只锁边，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
我设计的那些复杂的细节，在流水线上被简化，被拆分。
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工，为了赶速度，把我要求用手工缝制的盘扣，直接用机器“嗒嗒嗒”几下就钉了上去。
我冲过去，让她停下。
“这里要用手缝！”我对她喊。
她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工厂的负责人被叫了过来，一个姓黄的胖子。
“林小姐，你这样我们没办法交货的。”黄老板一脸为难，“几千件衣服，都用手缝，要做到什么时候去？梁老板那边催得紧啊！”
我气得说不出话。
晚上，我跟梁锦程大吵了一架。
“那是我的设计！他们怎么能随便改？”
“阿岚，你要理解，这是大货生产，不可能像你做样衣一样精细。”
“那也不能偷工减料！盘扣是那件旗袍的精髓，用机器钉上去，又死板又难看！”
“有几个人会注意那个细节？大家买衣服，看的是款式，是样子！”
“我在乎！我在乎每一个细节！”
“你在乎不能当饭吃！”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你知道这批货如果不能按时交，我们要赔多少钱吗？你知道那些香港老板翻脸比翻书还快吗？”
我们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是看着自己的设计，被改成我不认识的样子，然后印上别人的商标，卖到我永远不会去的商店里吗？
第二天，梁锦程来找我，态度软了下来。
“阿岚，昨天是我太急了。”他递给我一盒包装精美的点心，“香港带回来的，你尝尝。”
他跟我聊了很多，聊他在香港的打拼，聊生意场上的艰难。
“我们现在是刚起步，很多事情身不由己。等我们强大起来，就可以有自己的规矩。到时候，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许。
我被他说服了。
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他描绘的那个未来。
为了盯紧质量，我干脆搬进了工厂的宿舍。
每天跟女工们一起上下班，从裁剪到缝制，再到熨烫包装，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着。
那些女工一开始很怕我，觉得我是“老板的人”，后来发现我只是对衣服要求高，对人并不凶，也就慢慢跟我熟络起来。
她们会跟我聊家常，聊家里的男人和孩子。
我教她们一些缝纫的小技巧，怎么能把线走得更直，怎么能让领子更挺。
在我的监督下，第一批大货的质量，总算达到了我能接受的底线。
货发去了香港。
半个月后，梁锦程拿着一大笔钱回来了。
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他很高兴，在一家大酒楼请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吃饭。
饭桌上，他意气风发，大声地跟人讲着香港的见闻，讲着我们的衣服在香港多受欢迎。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着，像个英雄。
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那些衣服，虽然是我设计的，但经过工厂的流水线，经过市场的妥协，已经离我最初的想法越来越远。
我甚至在想，那些在香港买下它们的女人，会不会知道，这些衣服背后，有一个叫林岚的湖南姑娘，曾经为了一个盘扣，跟人吵得面红耳赤。
钱，确实赚到了。
但我好像，也失去了一些什么。
有了钱，梁锦程的野心更大了。
他不再满足于给香港的品牌做代工，他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品牌——“岚”。
他在罗湖最繁华的地段，租下了一个很大的铺面，准备开第一家专卖店。
店铺装修得非常漂亮，地板是水磨石的，墙上挂着巨大的镜子，还有从香港运来的水晶吊灯。
这和我之前在东门摆地TAN，简直是天壤之别。
梁锦程还请了专业的模特，拍了一组宣传照，准备投放到杂志和报纸上。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林设计师”。
走在路上，甚至会有人认出我，指着我说：“看，她就是‘岚’的设计师。”
我应该高兴的。
但我心里那股不安，却越来越强烈。
梁锦程变得越来越忙，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不再像以前一样，跟我坐下来，耐心地讨论一张设计图。
他总是来去匆匆，丢给我一堆从香港买回来的时尚杂志，或者几件大牌的衣服。
“阿岚，你看看现在的流行趋势。泡泡袖，荷叶边，这些元素要多用。”
“还有这个颜色，今年香港流行宝蓝色，我们也做一批。”
“我们下一季的主题，就叫‘摩登都市’，你围绕这个主题出几个系列。”
他开始给我下指令，而不是跟我商量。
我们的争吵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一定要用泡泡袖？我的设计里用不上！”
“市场需要！消费者喜欢！阿岚，你不能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不是我的世界，这是我的设计风格！如果什么流行就做什么，那跟那些抄版的小作坊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我们能赚钱，他们不能！”他拍着桌子，“林岚，你清醒一点！没有钱，你谈什么狗屁风格！我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每一次争吵，都以我的妥协告终。
因为他说的是对的。
公司要运转，要发工资，要交房租，这些都要钱。
而我，除了设计，什么都不懂。
我开始按照他的要求，在我的设计里，加入那些我不喜欢的流行元素。
泡泡袖、荷叶边、大垫肩……
我画图的时候，感觉自己不像个设计师，更像个裁缝，把各种流行的布料，按照客人的要求，拼接在一起。
我的设计，渐渐失去了灵魂。
阿芳，我的那个小助手，有一次看着我画的图，小声说：“岚姐，我觉得……你现在画的衣服，没有以前好看了。”
我拿着笔的手，僵在了那里。
连阿芳都看出来了。
梁锦程呢？他看不出来吗？
不，他不是看不出来。
他只是不在乎了。
或者说，在他眼里，好看不好看，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卖不好卖。
专卖店开业那天，非常热闹。
请了舞狮队，剪了彩，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梁锦程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穿梭在人群中，游刃有余。
他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这位就是我们的天才设计师，林岚小姐。”
我穿着一身自己并不喜欢的衣服，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像个木偶。
看着店里挂满的那些衣服，它们有着“岚”的标签，却让我觉得无比陌生。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骗子。
骗了那些喜欢我最初设计的客人，也骗了我自己。
开业很成功，店里的生意非常好。
我们的衣服，因为款式新颖，价格又比香港的品牌便宜，很快就在深圳的白领女性中流行起来。
我们赚了很多钱。
梁锦程在蛇口买了海景房，也买了车。
他给我涨了工资，分红也多了很多。
我用那笔钱，在老家给父母盖了新房子。
我妈在电话里激动得直哭，说我出人头地了，是全家的骄傲。
可我挂了电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一点也骄傲不起来。
我越来越沉默，每天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
我不再画那些流行的款式，而是开始画一些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
那些设计，没有夸张的泡泡袖，没有累赘的荷叶边，就是简简单单的线条，利落的剪裁，靠着布料本身的质感和细节来体现美感。
我知道，这些东西，梁锦程是不会同意生产的。
我只是画给自己看，像一种无声的抵抗。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
那天，梁锦程从香港回来，带来一个消息。
一个香港的知名服装品牌，看中了我们的实力，想要收购我们。
“收购？”我愣住了。
“对。”梁锦程非常兴奋，“他们出价很高，而且承诺，收购之后，还会保留‘岚’这个品牌，由我们继续运营。”
“那……我们还是我们吗？”
“当然是！而且我们会变得更强！”他抓着我的肩膀，“阿岚，你想象一下，以后我们的衣服，可以卖到全香港，全东南亚！我们可以用最好的设计师，最好的布料，上最贵的广告！”
他描绘的蓝图很宏大，很诱人。
但我只听到了一个信息：我们要把“岚”卖掉了。
这个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品牌，这个我曾经倾注了所有心血的孩子，要被卖掉了。
“我不同意。”我说。
梁锦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你说什么？”
“我不同意卖掉公司。”我一字一句地重复。
“为什么？”他几乎是吼出来的，“林岚，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吗？我们奋斗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你奋斗是为了这个，我不是！”我也站了起来，积压了很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梁锦呈，你告诉我，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说的吗？你说要做有我们自己风格的衣服，要做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师品牌！”
“我们现在不就是吗？”
“是吗？你看看店里卖的那些衣服，那是我的风格吗？那是市场的风格，是香港的风格，是所有人的风格，唯独不是我的！”
“你……”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你只想着赚钱，赚钱，赚钱！你把我的设计当成什么了？赚钱的工具吗？”
“难道不是吗？”他冷笑一声，说出了一句让我遍体生寒的话。
“林岚，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没有我，你现在还在东门摆地摊！是我给了你平台，是我让你从一个村姑变成了设计师！”
他的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原来，在他心里，我一直都只是那个摆地摊的村姑。
我的才华，我的设计，如果没有他的包装和运作，就一文不值。
我看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倔强地没让它掉下来。
“好。”我点了点头，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你说得对。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我转身回到我的工作台，从一堆图纸下面，拿出我最近画的那些设计。
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撕得粉碎。
纸屑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
“这些，是你想要的‘市场’吗？拿去吧！”
“这些，是你喜欢的‘流行’吗？都给你！”
我一边撕，一边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梁锦程被我的举动惊呆了。
“你疯了！林岚，你疯了！”
“我是疯了！”我停下来，指着门口，对他嘶吼，“你给我出去！带着你的钱，你的市场，你的宏伟蓝图，都给我滚出去！”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们对峙了很久。
最后，他摔门而去。
那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也好像关上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过去。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纸屑，放声大哭。
那是我到深圳以来，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第二天，我没有去公司。
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谁也不见。
第三天，律师来找我了。
是梁锦程的律师。
他带来一份文件，是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成立的时候，梁锦程为了留住我，给了我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现在，他要用钱，把这些股份买回去。
价格很公道，甚至可以说，很优厚。
这笔钱，足够我在深圳买几套房子，一辈子衣食无忧。
我看着那份协议，和他龙飞凤舞的签名，心里一片冰凉。
他连面都不愿意见我，只想用钱来解决一切。
在他眼里，我们的合作，我们的争吵，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最后都可以折算成一个数字。
也好。
断得干干净净。
我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林岚。
这两个字，我写了无数遍，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沉重。
律师走后，我开始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几本画册，还有那台陪伴了我很久的蝴蝶牌缝纫机。
梁锦程买给我的那台日本缝纫机，我没动。
我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打包好。
最后，我看着这个我待了一年多的院子。
这里有我最好的时光，也有我最痛苦的回忆。
我把钥匙放在桌子上，拉着我的行李，走出了这个院子。
没有回头。
我拿着那笔钱，离开深圳，回了湖南老家。
我妈看到我，吓了一跳。
“岚岚，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抱着她，又哭了一场。
我在家待了半年。
每天陪着我妈种菜，喂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再也没碰过缝纫机，也没画过一张设计图。
我好像把那个在深圳的林岚，彻底丢在了那里。
村里的人都说，林岚发财回来了，是个大老板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和敬畏。
可他们不知道，我宁愿用所有的钱，换回那个在东门夜市，为了三十五块钱的连衣裙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自己。
那时候的我，虽然穷，但是快乐。
因为我做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喜欢的。
半年后的一天，我妈把我叫到跟前。
“岚岚，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摸着我的头，满眼心疼，“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不应该待在这小地方，把本事都荒废了。”
“妈，我不想再回去了。”
“不是让你回去找那个姓梁的。”我妈说，“妈是让你回去，找你自己。”
找我自己。
是啊，我到底是谁？
我是一个设计师。
我的生命，应该在布料和剪刀之间，在缝纫机的嗒嗒声中。
我不能因为一个男人，一次失败的合作，就放弃我最热爱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把我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从箱子里搬了出来。
我擦去上面的灰尘，给它上了油。
然后，我拿出纸和笔，画下了我回到深圳后的第一个设计。
那是一件最简单的白衬衫。
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但我在领口和袖口，用上了最精致的刺绣。
那是我跟我妈学的，最古老的手艺。
我决定回深圳。
不是为了报复谁，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我只是想，重新开始。
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再次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时，已经是1989年的春天。
这座城市，变得更快，更高，也更陌生了。
我没有去找任何人。
我在华强北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铺面。
之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那里离电子厂近，有很多年轻的女工，她们爱美，但消费能力有限。
我的店铺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工作台，一台缝纫机，和一排挂杆。
我给它取名叫“岚·手作”。
没有盛大的开业典礼，没有舞狮和剪彩。
我就安安静静地，把门打开了。
我把我设计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起来。
数量不多，但每一件，都是我亲手做的。
我用的布料，不再是那些昂贵的进口料，就是最普通的棉布、麻布。
但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设计和做工上。
一个盘扣，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去盘。
一道锁边，我会用最细密的针脚去缝。
我的定价，也不高。
一件衬衫，三十块。一条连衣裙，五十块。
刚好是那些女工们，省一两个星期，就能买得起的。
一开始，生意很冷清。
大家习惯了去大商场，或者去东门买那些便宜的“港货”。
很少有人会走进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店。
我也不着急。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坐在店里，安安静静地做我的衣服。
缝纫机的声音，让我觉得心安。
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在附近电子厂上班的女孩。
她在我店门口徘徊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进来。
她看中了一件浅蓝色的棉布连衣裙，款式很简单，但在腰间系了一根我用同色布料编的细带子，一下子就显得别致了。
“姐姐，这件衣服真好看。”她小声说。
“你试试？”我笑着对她说。
她换上衣服，站在镜子前，有些羞涩，但眼睛里全是惊喜。
那件衣服，真的很适合她。
“多少钱？”
“四十五。”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被捏得有些潮湿的钱。
“姐姐，我买了。”
她走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
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的设计，不需要被挂在华丽的橱窗里，被那些我永远不会认识的贵妇买走。
我希望它们，能被这些普普通通的，努力生活的女孩穿在身上，给她们带去一点点的美丽和自信。
这就够了。
慢慢地，我的小店有了一些回头客。
女工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华强北有个“岚姐”，做的衣服又好看，质量又好，价钱还公道。
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我每天都很忙，从早到晚，缝纫机几乎没有停过。
但我很快乐。
这种快乐，是卖掉几千件“岚”牌时装都换不来的。
我再也没有见过梁锦程。
只是偶尔，会从一些报纸的财经版上，看到他的名字。
他的公司被成功收购，他成了那家香港集团的执行董事。
“岚”这个品牌，也越做越大，分店开遍了全国。
只是，那些衣服的风格，离我越来越远，远到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决绝，而是选择妥协，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也会住上海景房，开上小轿车，成为别人口中成功的“林设计师”。
但我知道，我不会快乐。
有一天，老王来我的店里看我。
他还是在东门卖他的假劳力士，大金牙在阳光下依旧晃眼。
“你这妹子，真是犟得像头牛。”他看了一圈我的小店，摇了摇头，“放着大老板不当，跑来开这个小破店，图啥？”
我笑了笑，递给他一杯水。
“图个心安。”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在我走的时候，硬塞给我两块他新进的“劳力士”，说给我和未来的老公当情侣表。
我哭笑不得地收下了。
生活就像一条河，有急流，也有缓滩。
我和梁锦程，就像是河里的两条鱼，曾经顺着同一股浪潮奋力向前，但最终，还是游向了不同的方向。
没有谁对谁错。
他要的是星辰大海，我要的，只是一亩三分田。
1992年，小平南巡。
深圳的风，吹得更猛了。
我的小店，也从最初的一家，变成了三家。
我招了几个和我一样，从乡下来，会点手艺的女孩。
我教她们打版，教她们缝纫，也给她们开工资，包吃住。
我们就像一家人。
我的品牌，还是叫“岚·手作”。
我坚持每一件衣服，都由我们自己手工制作。
量不大，但每一件，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店里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她穿着打扮很时髦，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她一进来，就径直走到一排连衣裙前，拿起一件，仔细地翻看着。
我认出她了。
她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经常上杂志封面。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她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会来我这个小店。
她看了一会儿，转过头问我：“这些衣服，都是你设计的？”
她的普通话，说得比梁锦程标准多了。
我点点头。
“我很喜欢。”她说，“我在香港穿腻了那些大牌，都一个样子。你的衣服，很简单，但很有味道。”
她一口气，买走了五六件。
临走前，她对我说：“林小姐，坚持做你自己。你这样的设计师，现在很少了。”
她走后，我的一个店员小妹激动地对我说：“岚姐，大明星都穿我们的衣服！我们要发财了！”
我笑了笑，心里很平静。
我没有想过要发财。
我只是想，安安静安心意地，做我喜欢的衣裳。
就这么简单。
又过了几年，深圳已经成了一座真正的大都市。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东门，成了繁华的步行街。
华强北，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
很多东西都变了，很多人来了又走。
而我，还守着我的几家小店，守着我的“岚·手-作”。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是阿芳打来的。
就是我最初的那个小助手。
我离开公司后，就跟她断了联系。
她在电话里告诉我，梁锦程的公司，不行了。
那家收购他们的香港集团，因为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宣布破产。
“岚”这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子品牌，也受到了牵连，全国的店铺都在清仓关门。
梁锦程，从公司的最高层，一下子跌了下来。
房子、车子，都没了。
“岚姐，”阿芳在电话里哭着说，“梁生他……他现在在东门摆地摊。”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锤了一下。
东门。
我们开始的地方。
我挂了电话，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去看看。
我找到了他。
在一个人流最拥挤的拐角。
他蹲在一个小小的摊位后面，卖的是一些服装厂的尾货。
曾经油光锃亮的头发，变得花白而凌乱。
曾经笔挺的西装，换成了一件洗得发黄的T恤。
他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
他低着头，大声地叫卖着，声音沙哑。
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香港老板的样子。
我站在不远处，看了他很久。
他没有发现我。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知道，这个落魄的中年男人，曾经也在这座城市里，叱咤风云过。
我没有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我想，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应该就是我。
我转身离开，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同情。
我只是觉得，命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它把你高高地捧起，也可能在下一秒，就把你重重地摔下。
回到店里，我坐在我的工作台前，看着窗外深圳的夜景，灯火辉煌。
我想起了1987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闷热的夜晚，那个停在我摊前的香港男人。
他曾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应该摆在这里。”
一语成谶。
如今，他自己，却回到了那个地方。
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离开了那里，并且再也不用回去。
我拿起剪刀，铺开一块新的布料。
是一块很舒服的棉麻，带着植物本身质朴的香气。
我要给它生命，让它成为一件美丽的衣裳。
这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归宿。
我的名字，叫林岚。
我是一个，做衣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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