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你被开除,女厂长反手塞给你一个地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举动。她当时可能想干什么,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1. 安置和帮助:"
"提供工作机会:" 这是最直接的可能性。女厂长可能认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才,虽然当时被开除,但她看好你的潜力,想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地址可能是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比如另一个工厂、公司或者私人企业。
"提供过渡帮助:" 被开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打击,生活可能会陷入困境。女厂长可能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想提供一些帮助,让你能够渡过难关。这个地址可能是一个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或者可以提供一些临时工作的机会。
"提供信息或资源:" 这个地址也可能是一个可以提供信息或资源的地方,比如可以帮助你寻找新工作的机构,或者可以为你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
"2. 探询或了解:"
"了解情况:" 女厂长可能对你的被开除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她塞给你地址可能是想让你有机会解释情况,或者了解更多内情。
"探查态度:" 她也可能想看看你对被开除的态度,以及你是否愿意重新回到公司工作。
"3. 其他可能性:"
"个人关系:" 女厂长和你的关系可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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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扣在里面。
我们厂,红星国棉三厂,那台上了年纪的鼓风机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带着一股铁锈和棉絮的混合味儿。
我叫陈辉,二十四岁,是厂里机修车间最年轻,也是技术最好的钳工。
我师父常拍着我肩膀说,小辉这双手,是为机器生的。
可我这双手,今天给我惹了天大的麻烦。
事情的起因,是三车间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精梳机。
全厂的宝贝疙瘩,金贵得很。
昨天出了问题,车间主任李卫国带着两个老师傅捣鼓了一天,愣是没弄好。
今天一早,李卫国那张胖脸就出现在我们车间门口,扯着嗓子喊:“陈辉,死哪儿去了?赶紧跟我去三车间!”
他的口气,不像是在叫人干活,倒像是在叫一条狗。
我心里窝着火,但活儿是活儿,我拎着工具箱就跟他去了。
到了地方一看,我直摇头。
几个关键的轴承接口,被他们用锤子砸得变了形。
“李主任,这机器是这么修的吗?这是糟蹋!”我没忍住。
李卫国的脸当场就挂不住了,涨成了猪肝色。
“你小子懂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轮得到你来教训我?”
“我没教训你,我是在心疼机器。这台机器要是彻底报废,整个厂的生产都得停。”
“嘿!你小子还来劲了是吧?”他指着我的鼻子,“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滚蛋!厂里不养闲人!”
我胸口那股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
我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扔,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行,我不修了。你厉害,你来!”
整个车间的人都看傻了。
没人敢这么跟李卫国说话。他是厂长的小舅子,在厂里横着走。
李卫国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憋出来几个字:“你……你给我等着!”
我等着就等着。
我扭头就走,回了机修车间,点了根烟,坐在我的工位上,心里乱糟糟的。
我知道,这事儿小不了。
果然,不到半小时,广播里就响起了那冰冷的声音:“机修车间陈辉,立刻到厂长办公室!”
厂长办公室在行政楼三楼。
我一步一步走上那磨得发亮的木楼梯,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心上。
推开门,苏婉厂长正坐在她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
她今天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确良连衣裙,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
她是我们厂第一个女厂长,三十多岁,听说背景很硬,手腕也硬。
来厂里一年,就把几个倚老卖老的老干部给治得服服帖帖。
李卫国就站在她旁边,正唾沫横飞地告我的状,添油加醋,把我说成了一个目无领导、破坏生产的刺儿头。
苏婉厂长没看他,也没看我,只是低头看着一份文件。
等李卫国说完了,她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像两把手术刀,直直地扎向我。
“陈辉,李主任说的是事实吗?”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
“他说的,有一半是事实。”我梗着脖子。
“哪一半?”
“我确实跟他吵了,也确实扔了扳手。”我说,“但原因,是他胡乱指挥,差点把德国机器给彻底毁了。我是心疼厂里的财产。”
李卫国急了:“你血口喷人!苏厂长,你看看他这态度!”
苏婉摆了摆手,示意他闭嘴。
她的目光依旧锁定在我身上。
“你的技术,我听老周(我们车间主任)说过,是全厂最好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有转机?
“但是,”她话锋一转,“红星厂不需要没有纪律的兵。不管你技术多好,不服从管理,就是害群之马。”
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所以,经过厂委会研究决定,”她顿了顿,拿起桌上的一张纸,“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
开除。
这两个字像两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耳膜,在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爸妈都是红星厂的老工人,我从技校毕业就进了厂,这里就是我的家。
现在,我被这个家扫地出门了。
李卫国脸上露出了得意的、毫不掩饰的笑容。
我死死地盯着他,恨不得用眼神在他身上剜下两块肉来。
苏婉厂长把那张盖着红章的解聘通知推到我面前。
“去财务科结一下工资,走吧。”她的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拿起那张纸,那张决定我命运的、轻飘飘的纸。
我没说话,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手刚搭上门把手。
“等一下。”
是苏婉的声音。
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我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走到了我身后。
“这个,你拿着。”
我感觉到一张小纸条被塞进了我的手心。
她的手指冰凉,触碰到我手心的瞬间,迅速就收了回去。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攥紧了手。
“出去以后,别说是我给你的。”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然后,她就退了回去,恢复了那种公事公办的冰冷口气。
“你可以走了。”
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李卫国那幸灾乐祸的眼神,像根刺一样扎在我背后。
我走下楼梯,走出行政楼,走在厂区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水泥路上。
两边的梧桐树,还是那个样子。
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着黑烟。
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也和往常一样。
但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像个孤魂野鬼,飘出了工厂的大门。
门口的保安老王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同情。
“小辉,这……咋回事啊?”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比哭还难看。
“王叔,我走了,以后常回来找你下棋。”
我没回家,不敢回。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说,他们一辈子的骄傲,他们那个捧着“铁饭碗”的儿子,被人给砸了饭碗。
我走到护城河边,找了个石凳坐下,从兜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大前门”。
点上一根,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摊开手心。
那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折得很小。
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个地址,字迹娟秀,很有力道。
“解放南路,百货大楼后巷,朝阳服装个体加工点,找王建国。”
这是什么意思?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苏婉,那个亲手开除我的女厂长,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是补偿?是羞辱?还是一个圈套?
我把那根烟抽到过滤嘴,烫了手才扔掉。
河风吹在脸上,有点凉,但我心里更凉。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必须回家了。
推开家门,我爸正坐在饭桌旁喝着小酒,我妈在厨房里忙活。
“回来了?”我爸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不对劲。
“嗯。”
“今天厂里……”
“爸,我被开除了。”我没等他说完,直接说了出来。
长痛不如短痛。
我爸手里的酒杯“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
“你说什么?!”
我妈听到声音,围着围裙就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我把那张解聘通知拍在桌上。
“因为跟李卫国吵了一架。”
我爸看着那张纸,气得嘴唇都在哆嗦。他一辈子在厂里兢兢业业,最看重的就是这份工作,这个身份。
“你……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
他扬起手就要打我。
我妈赶紧拦住他。
“老陈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儿子也不是故意的!”
“我打死他!我们老陈家,没出过被厂里开除的人!”
家里闹成一团。
我在那片混乱中,感觉自己像个外人。
那一晚,我没吃饭。
我在我那张小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爸没理我,黑着脸就去上班了。
我妈给我热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眼睛红红的。
“辉啊,别跟你爸置气,他也是……也是急的。”
“妈,我知道。”
“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摇摇头。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只会修机器。离开了工厂,我什么都不是。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吃完饭,我揣着那张地址,走出了家门。
死马当活马医吧。
解放南路,是市里最繁华的地方。
百货大楼我倒是知道,但后面的巷子,我从来没去过。
我坐上了一辆快要散架的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往市中心去。
车上挤满了人,汗味和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
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慢慢倒退,心里五味杂陈。
下了车,找到百货大楼。
绕到后面,景象完全不同。
一条狭窄、潮湿的小巷,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墙上爬满了青苔。
各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头顶。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下水道和煤烟的味道。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朝阳服装个体加工点”。
那根本不是什么加工点,就是一个破旧的临街门面,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就是一块木板,用红油漆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门开着,里面传来“哒哒哒”的缝纫机声,声音很密集,像是一群啄木鸟在开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里面光线很暗,空间也不大,大概三四十平米。
摆了七八台缝纫机,七八个女工正埋头干活,连头都顾不上抬。
地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布料和线头,乱得像个垃圾场。
一股布料、汗水和廉价饭菜的混合气味,呛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比国棉厂那死气沉沉的铁锈味要活泛得多。
“你找谁?”
一个坐在角落里,正在埋头算账的男人抬起了头。
他大概四十多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头发有点乱,眼神却很精明。
“我找王建国。”
“我就是。”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哪位?”
“我叫陈辉,是……是苏……”我犹豫了一下,想起了苏婉的嘱咐。
“是一个朋友介绍我来的,说你这里可能需要人。”
王建国“哦”了一声,站了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围着我转了一圈,像是在看一头牲口。
“朋友?哪个朋友?”
“她说……她姓苏。”我只能这么说。
王建国眼睛一亮,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多了一丝热情。
“苏姐介绍来的?哎呀,那可是贵客!快坐快坐!”
他把我拉到一张小板凳上,又给我倒了杯茶。那茶叶末子在浑浊的水里漂着。
“兄弟,苏姐有没有说让你来干什么?”
我摇摇头:“没说,就给了我这个地址。”
王建国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指着那些缝纫机,说:“看见这些家伙没?”
“嗯。”
“都是从南方淘来的二手货,日本的‘兄弟’牌,好用是好用,就是爱出毛病。我这儿的工人都是女的,只会用,不会修。三天两头罢工,耽误我出货。”
他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根烟。
“兄弟,你会修这玩意儿吗?”
我接过烟,点上,看了一眼那些机器。
跟我厂里那些傻大黑粗的国产货完全不一样,精巧,复杂。
但我一眼就看出来,它们的原理是相通的。
“应该……没问题。”我说。
我这辈子,除了会修机器,也没别的本事了。
王建国一拍大腿。
“太好了!兄弟,你真是及时雨啊!”
他显得很高兴。
“这样,你先试试。那边那台,坏了好几天了,你要是能把它修好,以后就留在我这儿干。”
他指着墙角一台蒙着布的缝纫机。
“工资怎么算?”我问。这是我最关心的。
“一个月,底薪一百五。机器修得好,耽误不了工期,我再给你奖金。怎么样?”
一百五!
我在厂里,一个月累死累活,加上各种补助,才九十多块钱。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天价。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了几分。
“干!”我几乎没有犹豫。
王建国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行!有魄力!那家伙就是你的了,需要什么工具,跟我说,我给你买去!”
“不用,我自己带了。”
我把一直背在身上的帆布工具包放在地上,打开。
里面是我吃饭的家伙,每一件都擦得锃亮。
我走到那台坏掉的机器前,揭开罩布。
灰尘扑面而来。
我没嫌弃,吹了口气,开始仔细检查。
那些埋头干活的女工,都偷偷地用眼角的余光瞟我。
她们大概很好奇,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到底有没有老板说的那么神。
我没理会她们。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这台机器。
我拧开外壳,里面的构造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齿轮,连杆,线路……密密麻麻。
但这难不倒我。
我师父教过我,再复杂的机器,都是由一个个简单的零件组成的。只要找到那个出问题的零件,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把整个机器的结构摸了个透。
问题找到了。
是一个不起眼的传动齿轮,磨损得太厉害,缺了两个齿,导致动力传不下去。
“老板,”我站起来,对王建国说,“问题找到了,缺一个齿轮。”
王建国凑过来:“能配到吗?”
“这种进口机器的零件,市里怕是找不到。”
王建国的脸垮了下来:“那怎么办?这机器不就废了?”
我笑了笑。
“配不到,但可以自己做一个。”
王建国愣住了:“自己做?用什么做?”
“找块硬度差不多的钢材,用锉刀,一点一点把它锉出来。”
这是我的看家本领,钳工的最高境界——“无中生有”。
当年在技校,为了练这手活,我把自己的手磨得全是血泡。
王建国和那些女工,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兄弟,你……你没开玩笑吧?”
“你给我找材料,我给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我很有信心。
王建国半信半疑,但还是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从附近的五金店,给我找来了一块小钢锭。
“这个行吗?”
我拿在手里掂了掂,又用指甲划了一下,点点头。
“可以。”
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时间。
我把钢锭夹在台虎钳上,拿出我的宝贝锉刀。
整个加工点,只有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和我的锉刀在钢锭上摩擦的“沙沙”声。
那声音,很有节奏。
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心,都和那块小小的钢锭融为一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额头上全是汗,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
但我不在乎。
终于,在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崭新的、闪着金属光泽的齿轮,出现在我手中。
它的大小,齿数,甚至每一个齿的角度,都和原来那个一模一样。
那些女工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围了过来,发出阵阵惊叹。
王建国更是激动得说不出话,他拿着那个小齿轮,翻来覆去地看,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神了……真是神了!”
我没说话,接过齿轮,小心翼翼地安装到机器里。
上油,调试。
最后,我插上电源,踩下踏板。
“哒哒哒哒哒……”
那台“死”了好几天的缝纫机,瞬间就活了过来。
声音清脆,有力,比旁边那些好的机器还要顺畅。
整个屋子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王建国冲过来,一把抱住我。
“兄弟!你是我亲兄弟!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啊!”
我被他勒得有点喘不过气。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这是我在国棉厂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在那里,我修好一台机器,最多得到一句“还行”,或者一句“应该的”。
而在这里,我得到了尊重。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你技术的尊重。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都烟消云散了。
晚饭,王建国请我去旁边的小饭馆,点了四个菜,一瓶白酒。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这儿的技术总监!”他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除了我,你最大!”
我笑了。
“王哥,你言重了。我就是个修机器的。”
“不不不,你不是修机器的,你是保障我们生产力的核心人物!”他给我满上酒,“来,哥哥敬你一杯!谢谢苏姐给我送来这么一尊大佛!”
提到苏婉,我心里又泛起了嘀咕。
“王哥,你跟苏厂长……很熟?”
王建国嘿嘿一笑,压低了声音。
“她是我表姐。”
我手里的酒杯差点掉了。
表姐?
那个高高在上的女厂长,是这个个体户的表姐?
这世界也太小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
“苏姐不让说。她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要是你自己没本事,就算是我亲弟弟,她也不会介绍你来。”
我明白了。
苏婉开除我,是公事。
她给我地址,是私情。
她看中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这手技术。
她知道,在国棉厂那种地方,我这种性格,迟早要出事。
而王建国这里,正是需要我这种技术的地方。
她这是在给我,也是给她表弟,找一条出路。
这个女人,不简单。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心里对她的那点怨恨,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感激。
从那天起,我就在“朝阳服装个体加工点”安顿了下来。
王建国在后面给我隔了个小房间,吃住都在这儿。
我的工作,就是保证那十几台缝纫机正常运转。
一开始,活儿还挺多。
那些机器都是二手货,毛病不断。
今天这个跳线,明天那个断针。
但在我手里,这些都不是问题。
不出一个星期,所有的机器都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运转效率比以前高了至少三成。
那些女工看我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怀疑,变成了崇拜。
她们都比我大,喊我“小陈师傅”。
有个叫兰姐的,特别热情,隔三差五就给我带点家里做的好吃的。
“小陈师傅,你这手艺,真是绝了。以前我们踩缝纫机,踩得腰酸背痛,现在顺溜多了。”
我只是笑笑。
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机器都理顺了之后,我就闲了下来。
每天除了例行检查和保养,就没什么事干了。
王建国看我闲着,就让我跟他一起跑业务。
跑布料市场,联系客户,送货。
我这才知道,他这个小小的加工点,生意有多好。
他做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女装款式,什么蝙蝠衫,健美裤,都是从广州那边的杂志上扒下来的样子。
因为款式新,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在市里的几个服装批发市场特别抢手。
每天,那些批发商都堵在门口等货。
王建国忙得脚不沾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也跟着他一起忙。
虽然累,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知道了什么叫“的确良”,什么叫“卡丹皇”。
我知道了怎么跟布料市场的奸商砍价。
我知道了怎么跟批发商打交道,怎么维护客户关系。
这些,都是在国棉厂一辈子也学不到的。
我的眼界,在不知不 new觉中,被打开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跟机器打交道的愣头青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
发工资那天,王建国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
“小辉,拿着。”
我捏了捏,感觉不对劲。
“王哥,是不是多了?”
“没多。底薪一百五,奖金一百五。这个月,我们的产量翻了一番,都是你的功劳。”
三百块!
我拿着那个信封,手都在抖。
这相当于我在国棉厂三个多月的工资。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王哥,这……太多了。”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王建国把信封塞进我怀里,“以后好好干,哥亏待不了你!”
那天晚上,我揣着那三百块钱回了家。
我把信封拍在饭桌上。
“爸,妈,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我爸愣住了,拿起信封,从里面抽出那一沓崭新的“大团结”。
他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三遍。
“三……三百?”他的声音都在颤。
“嗯。”
“你……你干什么了?你没去干坏事吧?”我妈紧张地问。
我笑了。
“妈,我还是在修机器,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给个体户干。”
我把这一个月的事,简单跟他们说了一遍。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眼睛有点红。
“辉啊,是爸对不住你。爸以前……总觉得铁饭碗才是正道,看不起那些个体户。”
他叹了口气。
“现在看来,是爸的老脑筋,跟不上时代了。”
“只要你走的是正道,凭自己的手艺吃饭,爸就支持你!”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堵着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干活更有劲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建国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原来的小作坊,已经满足不了生产需求了。
他租下了隔壁的两个门面,打通了,地方扩大了三倍。
又从南方进了一批新机器,缝纫机增加到了五十台。
工人也招到了五十多个。
“朝阳服装个体加工点”正式更名为“朝阳服装厂”。
王建国当厂长,我,自然就是技术科科长。
虽然手下就我一个兵。
但我身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
机器多了,问题也多了。
光靠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
王建国看出了我的难处。
“小辉,要不,再招两个修机器的,给你打打下手?”
我摇摇头。
“王哥,一般的机修工,我看不上。他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只会把机器越修越坏。”
“那怎么办?总不能把你累垮了。”
我想了想,说:“王哥,我想招几个徒弟。”
“徒弟?”
“嗯。找几个脑子灵光、肯吃苦的年轻人,我亲自带。把我的手艺,传给他们。”
王建国一拍大腿:“这个主意好!知根知底,用着也放心!”
很快,我就从厂里的年轻男工里,挑了两个小伙子。
一个叫小马,一个叫小六。
都是农村来的,没什么文化,但手脚麻利,人也老实。
我把我当年在技校学的东西,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从最基础的机械原理,到各种疑难杂症的排除。
我要求很严,甚至比我师父当年对我还严。
一个零件,让他们用锉刀磨,差一毫米都不行,必须返工。
一开始,他们叫苦连天。
但慢慢地,他们也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
当他们第一次独立修好一台机器时,那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半年后,小马和小六,都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厂里的日常维修保养,基本不用了。
我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革新上。
九十年代初,服装行业更新换代非常快。
新的面料,新的工艺,层出不穷。
这也对我们的生产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当时流行一种叫“石磨蓝”的牛仔裤。
那种水洗做旧的效果,需要专门的石磨水洗设备。
一套设备,从香港进口,要几十万。
王建国看着报价单,直咂舌。
“太贵了,买不起,买不起。”
我看着设备图纸,研究了几天。
“王哥,这玩意儿,我们自己也能造。”
王建国眼睛都瞪圆了。
“自己造?小辉,你没发烧吧?这可是高科技!”
“没什么高科技的,”我指着图纸说,“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加上一些化学助剂和磨料。原理很简单。只要材料找对,我们自己就能攒出来。”
王建国还是不敢相信。
但我坚持。
最终,他被我说服了,咬着牙,批给我两万块钱的经费。
“小辉,哥哥的身家性命,可就都押在你身上了。”
我带着小马和小六,开始了我们的“土法炼钢”。
我们跑遍了全市的废品回收站,淘来了钢板,电机,轴承。
没有车床,我们就用手摇钻和砂轮机代替。
没有焊接设备,我们就借了隔壁修车铺的电焊机。
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吃住都在车间里。
浑身都是油污和铁锈,跟三个叫花子一样。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台巨大的、长得像水泥搅拌机一样的怪物,终于在我们车间里诞生了。
试运行那天,全厂的人都来围观。
王建国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我把几条牛仔裤,连同浮石和助剂一起扔进滚筒。
按下开关。
那台“怪物”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开始缓缓转动。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那个旋转的铁家伙。
一个小时后,我停了机器,捞出里面的牛仔裤。
当那几条带着均匀的、充满艺术感的磨白效果的牛仔裤,展现在大家面前时,整个车间都沸沸扬扬了。
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王建国冲过来,抱着我,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小辉!你他妈就是个天才!”
有了这台“山寨”石磨机,我们的牛仔裤,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的工厂,也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从五十人,到一百人,再到三百人。
我们搬进了新的厂房,在郊区的工业园。
鸟枪换炮了。
我也从技术科长,变成了生产副厂长。
手下管着一个几十人的技术团队。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有了自己的大哥大。
走出去,人人都喊我一声“陈厂长”。
有时候,我开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路过国棉三厂。
那座我曾经以为是全世界的工厂,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大门紧锁,墙皮剥落,烟囱里再也冒不出黑烟了。
听说,它在我被开除后的第二年,就宣布破产了。
工人们,都下岗了。
李卫国,那个把我逼上绝路的车间主任,听说后来去街上摆摊卖袜子,被人骗光了本钱,老婆也跟他离了婚。
人生际遇,真是让人唏ťaž。
我时常会想起苏婉。
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
自从我离开国棉厂,就再也没见过她。
王建国说,她后来高升了,调到市经委当了领导。
我心里一直记着她的恩情。
没有她当初塞给我的那张纸条,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让王建国帮我约她,想当面谢谢她,请她吃顿饭。
但都被她婉拒了。
她说,她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她说,你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你自己的本事,跟她没关系。
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就越是敬重她。
一九九五年,我的服装厂已经成为本市的利税大户。
王建国把重心放在了市场上,我则一门心思扑在技术和生产上。
我们合作得天衣无缝。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我结了婚,娶了厂里的会计,一个很温柔的南方姑娘。
婚礼那天,王建国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醉话。
他说,他这辈子最佩服两个人。
一个,是他表姐苏婉。
另一个,就是我,陈辉。
他说,苏婉给了他做生意的本钱和方向。
而我,给了他把生意做大的技术和底气。
我笑了。
我说,王哥,咱们是兄弟,别说这些。
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
是这个允许我们折腾,允许我们犯错,也允许我们成功的时代。
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陈辉,可能一辈子就是国棉厂里一个默默无闻、拿着扳手混日子的修理工。
说不定,哪天就跟国棉厂一起,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
我的婚礼,苏婉没有来。
她托王建国带来了一个红包,还有一个贺卡。
贺卡上,还是那手娟秀有力的字。
写着八个字:
“天道酬勤,前程似锦。”
我把那张贺卡,一直放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它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又过了几年,我的事业越做越大。
我们不再满足于给别人做贴牌加工。
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辉煌”。
我和王建国,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把“辉煌”这个牌子,从一个地方品牌,做成了全国知名的服装品牌。
我也从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成长为一个懂得管理,懂得市场的企业家。
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结。
那个曾经把我扫地出门的“家”——红星国棉三厂。
它破产后,厂房和地皮被拍卖,但一直荒废着。
每次路过那里,看到那片废墟,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那里,有我青春的记忆,有我父辈的汗水。
二零零二年,在我三十四岁那年,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
我动用公司的资金,把国棉三厂那块地,连同那些破旧的厂房,一起拍了下来。
王建国都觉得我疯了。
“小辉,你要那块破地干什么?又偏又旧,一点商业价值都没有。”
我说:“王哥,你就当,我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梦吧。”
我没打算在那块地上盖楼盘,也没打算建新的工厂。
我投入了巨资,把那些老厂房,按照原样,修缮一新。
那些生了锈的机器,我也派人从废品站里一台台找回来,擦拭干净,放在原来的位置。
我把它,建成了一个纺织工业博物馆。
免费对公众开放。
开馆那天,我请来了所有健在的国棉三厂老工人。
我爸妈也来了。
看着那熟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老人们都哭了。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失落的青春。
我也请了苏婉,她现在已经是市里的主要领导了。
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她来了,还是那么干练,那么有气质,只是眼角多了几丝皱纹。
我陪着她,走在博物馆里。
走过纺纱车间,织布车间,走过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机修车间。
我指着一个工位,对她说:“苏市长,您看,那就是我当年的位置。”
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记得,你当年就是在这里,把扳手扔在了地上。”
我也笑了。
“年轻气盛,不懂事。”
“不,”她摇了摇头,“我倒觉得,那是一股子血性。一股子对技术的执着,和不妥协的劲儿。”
她转过头,看着我。
“陈辉,我当年没有看错你。”
那一刻,我感觉,十几年来的所有奋斗和努力,都值了。
我们走到博物馆门口,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谢谢你,”我说,发自肺腑,“谢谢你当年那张纸条。”
她笑了,笑得很灿烂。
“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你自己,也谢谢这个时代。”
是啊。
我的人生,从一九九二年那个夏天开始转弯。
一张小小的纸条,一个陌生的地址,像是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门外,是一个波澜壮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我很庆幸,我抓住了那把钥匙。
我更庆幸,我生在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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