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彬专栏｜《给十九岁的我》惹争议 导演张婉婷犯了甚么纪录片基本伦理？

《给十九岁的我》近期惹争议至暂停放眏，电影试映期长达半年，然后上画，本来不绝好评，结果因为先有网上的质疑声音，再有被访者出来揭发拍摄过程中，包括屡次拒拍不果、拍摄中有偷拍成份，自己没签过同意书，影片最初声称只是製作DVD，自己从来不同意作公映等等众多原因，开始发酵。少女说最初签同意书时只有12岁，但后来拍摄团队声称同意书有法律基础，如果「仍要继续阻止，会有法律责任」（不是事实）。最后，单车运动员李慧诗网上公开自己「被拍进纪录片而不知情」，成了压垮骆驼背最后一根稻草。

《给十九岁的我》引起各方争议。（图片来源：《给十九岁的我》剧照）

《给十九岁的我》惹争议｜导演张婉婷犯了甚么纪录片基本伦理？

虽然电影公司很快就宣布电影停止放映，但网上还是争拗声不绝，到底纪录片有何伦理可言？有一些观众问：电影都拍好了，而且广获好评，为何要把它禁了？

这一切，到回到纪录片的伦理上去了解。
我们从2008年一齣中国纪录片《麦收》去了解纪录片伦理，用镜头纪录了农村女子（主角是红苗）为了赚钱养家，替老父治病，到了北京从事性工作，电影导演叫徐童，他说拍这片，是为了刻划底层人的社会生存环境。但他拍片时的操守，却被一直揭发有违道德，包括主角红苗并不知道电影会在国外上映，导演没告之被拍者自己的拍片动机和用途，片中红苗的姐妹阁阁，被投射成一个出卖姐妹的人。有被拍者一直在网络控诉被拍片，自己一直表示不能拍，不能公开。事实上，据徐童自己在2009年亲口承认，他是在拍完才决定製作成纪录片的。

（图片来源：《麦收》截图）

在争议不断声中，据当时的报道，2009-2012期间，被拍者、内地团体及香港团体多次反对放映。但这反而招来不少观众来到香港看电影。其实在中国大陆从事性交易，处分可以是「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两年。」当事人的亲朋，也可以受到不同的排挤。

纪录片中人被拍甚至被偷拍，在道德上当事人是否有权阻止？是否都该先签同意书？最后成品是否都应该先让当事人看过并同意？

（图片来源：《麦收》截图）

学者井迎兆曾在《当前纪录片讨论的几点迷思》一文中写到：「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医学，每一个学门的角度，谈到研究第一章就是伦理，绝对不能伤害到你的研究者，或者说是informant，绝对不能伤害他们的隐私，这是一个研究者先天的责任。」

笔者从事传媒工作多年，在传媒範畴之中，最后成品不能也不会让被访者先过目，否则有碍採访的独立性。在是否公开某些讯息、对话，会否伤害被访者这些抉择上，道德界线往往由不同的传媒机构作风决定，也因应不同记者自身修养有所不同，但当中还是有大原则的：一，事件有没有公共性？你要揭露的，是跟众生有关，还只是想满足个人的偷窥私慾？二，被摄者/被访者有否公权力？如果你要揭破的是政府一些政策纰漏，政府官员想找藉口抵赖，但你手上有非正式得来的文件显露了真相，这些证据自然非同小可。但若接受你访问的只是弱势团体，他/她们接受访问的初衷，是因为无处发声，但你竟然出卖了他/她对你的信任，事件有多严重，可想而知。纪录片业界普遍也有这个概念（若涉及公众利益，隐私可稍为退让）。

（图片来源：《给十九岁的我》剧照）

笔者跟一名香港某大学电影资深导师谈过，他一直强调，纪录片最重视的是与被摄者的信任，他当初看《十九岁》就很奇怪女孩与导演一直没有互信。而她们一直让你赤祼祼的让你去拍，公开自己的过去和家庭等隐私，却不知道你拍了甚么，会怎么剪接（怎么投射），这件事本来就已十分奇怪。

2009年，美国由45位纪录片导演及製作人发布的Honest Truths: Documentary Filmmakers on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ir Work谈纪录片伦理，第一条守则，就是「尊重你（易受害）的受访者。保护他们免于被攻击，别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比遇见你之前更悲惨。」甚至有纪录片导演认为，拍纪录片的守则，要比新闻还要严格，因为双方付出了信任和感情。

（图片来源：《给十九岁的我》剧照）

这两天张婉婷导演接受访问，一直说与这班女孩「识咗十年，以为大家好Friend」，英华副校长甚至在片中说：「我要用上帝的爱浸死佢」，但原来拍摄过程中有数人一直抗拒被拍，有一人由中一哭到中五，哭了五年才容许她退出，所以这就是学校用上帝的爱浸死学生的方法？到了事件被揭露，发起拍片的前校长还在说（拍片过程）要平衡三方利益，校方一直对学生说要「相信学校」，难道保护女孩们不是首要目的？对于一直被伤害，只要信不要问？

（图片来源：《给十九岁的我》剧照）

被摄少女们在成长期被拍，她们是一班未成年少女，一直被骗被隐暪真相，甚至被半恐吓（说阻止可能会有法律责任）。香港八十年代导演们大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剧情片上大家还可以容许接受，但拍纪录片却不一样，最后电影公布停止放映，最后一日放映张导演到了戏院做映后谈，还说「这么多人来看，自己很感动」，电影「在沟通后或者可以再上映呢」等等说法，可见没有真正反省，到底她是真傻还是与时代脱节？

（按：笔者撰写本文，参考过「清大彭明辉的部落格」：镜头的暴力：纪录片的伦理（上）（下）两篇文章）

（图片来源：《给十九岁的我》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