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探讨一下郭占斌先生关于“中国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以及他从娃哈哈乱象中看到的品牌危机公关的观点。
郭占斌先生作为知名的品牌专家,他提出“中国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论断,通常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中国当前商业环境、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品牌建设现状的深刻洞察。他认为的“危险时刻”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 "内卷加剧与同质化竞争:" 中国市场品牌数量众多,尤其是在某些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价格战频发。这使得品牌难以建立独特的价值和深厚的消费者情感连接,一旦出现负面事件,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利用,陷入恶性竞争。
2. "消费者期望提升与权利意识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产品的基本功能,对品质、服务、品牌理念、社会责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社交媒体的普及赋予了消费者更强的发声能力,一次负面事件可能迅速发酵,对品牌造成巨大冲击。
3. "信任危机:" 在信息透明度提高和公众监督加强的背景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虚假宣传、数据隐私等问题频发,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普遍下降,品牌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信任危机。
4.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地缘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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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品牌危机背后的民族品牌困境
近期,娃哈哈因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的舆论风波、渠道管理争议、产品创新乏力等问题,陷入前所未有的品牌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中国民族品牌在全球化竞争、消费升级和数字化传播时代下的典型缩影。从鸿星尔克“野性消费”的昙花一现,到李宁“国潮”遭遇的舆论反噬,再到农夫山泉与娃哈哈的“爱国绑架”,中国品牌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当下,中国品牌已走到一个关键转折点:如果不能从战略层面重构品牌价值体系、提升危机应对能力,不仅单个企业可能被市场淘汰,整个民族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一、娃哈哈危机的深层逻辑:民族品牌的三大痼疾
1. 品牌人格化依赖的“双刃剑”
娃哈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庆后的个人魅力,其“大家长”式的管理风格曾让品牌在早期快速崛起,但也导致企业未能建立现代化的品牌管理体系。宗庆后离世后,品牌失去核心灵魂人物,消费者情感联结断裂,舆论场迅速被情绪化叙事主导。
启示:过度依赖创始人IP的品牌,必须提前布局“去人格化”战略,构建制度化的品牌价值体系,避免“人亡政息”的风险。
2. 渠道红利消退与品牌价值空心化
娃哈哈曾凭借“联销体”模式横扫中国市场,但在电商、新零售冲击下,传统渠道优势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其品牌形象长期停留在“AD钙奶”“营养快线”等怀旧单品,未能有效对接Z世代消费者的健康化、个性化需求。
启示:渠道可以决定短期销量,但品牌才能决定长期生存。民族品牌必须从“渠道驱动”转向“品牌驱动”,避免陷入“有销量无品牌”的陷阱。
3. 舆论场的“爱国叙事”反噬
娃哈哈与农夫山泉的“爱国营销”之争,表面是消费者自发行为,实则暴露了民族品牌在舆论战中的被动性——一旦被贴上“道德标签”,品牌反而失去自主话语权,甚至可能因民粹情绪遭遇反噬。
启示:民族品牌不能将“爱国”作为核心竞争力,而应回归产品本质,用全球化的品质标准赢得市场尊重。
二、危机公关的失效:中国品牌的集体短板
娃哈哈的应对迟缓,折射出中国企业在危机公关上的普遍问题:
1. 反应滞后:舆情爆发后,娃哈哈未能第一时间澄清争议,导致谣言扩散。
2. 策略单一:仅依赖传统媒体声明,未能有效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传播阵地。
3. 价值观缺位: 回应内容缺乏情感共鸣,未能重建公众信任。
对比国际品牌(如可口可乐、苹果)的危机处理,中国品牌往往陷入“辩解式公关”而非“价值观公关”,未能通过危机传递品牌信念。
三、前瞻性思考:民族品牌如何穿越危机?
1. 构建“韧性品牌”体系
预防机制:建立舆情监测系统,提前识别风险。
价值观锚定:明确品牌核心价值(如华为的“奋斗者文化”),确保危机中不迷失方向。
用户共治:通过社群运营让消费者成为品牌捍卫者,而非旁观者。
2. 从“民族品牌”到“世界品牌”
民族情感是品牌发展的助力,但不能是唯一支柱。华为、大疆的全球化成功证明,只有超越地域局限,用技术创新和品质赢得全球市场,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3. 拥抱“负责任营销”
避免煽动民粹情绪,而是通过可持续发展(如碳中和)、社会公益等长期议题,构建品牌公信力。
结语:中国品牌需要一场“价值革命”
娃哈哈的困境,是中国民族品牌成长阵痛的缩影。在全球化竞争、数字化传播、消费者主权崛起的时代,品牌建设已从“营销战”升级为“价值观战”。唯有回归产品本质、构建韧性体系、超越情感绑架,中国品牌才能真正实现从“民族骄傲”到“世界标杆”的跨越。
此刻,中国品牌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也可能是迈向伟大品牌的最好时机。
(郭占斌:北京品牌智造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